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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征兵工作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9月22日贵州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国防建设，保障征兵工作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含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户籍在本省的公民。
第三条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是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四条 本条例所称的适龄公民，是指每年12月31日以前年满十八至二十二周岁，或者符合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当年征兵命令规定的服现役年龄的男性公民。
本条例所称的应征公民，是指经兵役登记和初步审查合格的适龄公民。
女性公民的征集，按照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当年征兵命令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和省军区领导全省的征兵工作，地区行政公署、自治州、省辖市和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特区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征兵工作。
省军区、军分区和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特区（以下简称县）人民武装部，兼同级人民政府的兵役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征兵办公室，负责办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征兵日常工作。征兵办公室由兵役机关和公安、民政、交通、卫生、教育及其他有关部门的人员组成。
第六条 征兵工作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按职责配合兵役机关做好征兵工作。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要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国防意识和依法服兵役的教育，增强公民的国防观念、法制观念，鼓励公民依法服兵役。
第七条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完成征兵任务确有困难的边远山区，依据当年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征兵命令，对应征公民的身高、体重、文化程度可适当放宽。
第八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做好下列工作：
（一）据实填报适龄公民人数；
（二）组织适龄公民进行兵役登记；
（三）组织应征公民参加体格检查；
（四）配合有关部门对应征公民进行审查。
第九条 每年12月31日以前年满十八岁的男性公民，都应当在当年9月30日前依法进行兵役登记。设立兵役登记站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在职职工在本单位登记，其他公民在户籍所在地的兵役登记站登记。
第十条 经过兵役登记的公民，由兵役机关发给公民兵役证。县级兵役机关应当依据不同情况在公民兵役证上注明应征、缓征、免征、不征、拒征、已征等情况。
前款所称的应征是指经兵役登记和初步审查合格的适龄公民；缓征是指作为维持家庭生活唯一劳动力的应征公民和正在全日制学校就学的学生；免征是指有严重生理缺陷或者严重残疾不适合服兵役的公民；不征是指被羁押正在受审查、起诉、审判或被判刑、拘役、管制正在服刑以及依
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适龄公民；拒征是指拒不履行服兵役义务经教育不改的应征公民；已征是指依法服满现役的退伍军人。
公民兵役证不得伪造、涂改或转借。
第十一条 适龄公民兵役登记后变更户籍所在地的，应及时到发证机关办理兵役关系变更手续。遗失公民兵役证的，应及时向发证机关申请补发。
第十二条 适龄公民就学、就业、申请出境、申请土地使用证、申请工商营业执照时，有关单位应当查验公民兵役证，对未持有公民兵役证的，不得为其办理手续；对公民兵役证上有“拒征”记载的，一年内不得为其办理手续。
第十三条 应征公民在当年征兵工作结束前外出的，须经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同意，并按规定的时间返回户籍所在地参加体格检查。
第十四条 被征集服现役的公民及其家属，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得到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优待。
义务兵及其家属享受下列待遇：
（一）按规定享受优待金，优待金的标准和统筹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二）入伍前是农业户口的，原承包的责任地、责任山（林）继续保留；
（三）入伍前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继续享受原单位的工资和同类职工转正、调资、晋级待遇；合同制职工要求顺延原有合同期限的，原单位应按服现役年限顺延劳动合同期；
（四）家属申请住房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分配；赈灾和扶贫救济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
（五）入伍前持有地方机动车正式驾驶执照的，在其服现役期间，公安及有关部门应准予暂缓年审，待其退伍后，一年内凭《士兵退出现役证》按规定补办手续。
第十五条 被征集服现役的公民在服役期间获得荣誉称号或立功的，县级人民政府应予表彰或奖励。
第十六条 义务兵退出现役后，县级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按下列规定妥善安置：
（一）按政策规定应安排工作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安置工作，接收单位必须安置，并将其服役期计为单位工龄，按照不低于同工种、同工龄职工的平均水平确定工资和其他待遇；
（二）入伍前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正式职工的，退伍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复工复职，原单位已撤销或合并的，由上一级机关或合并后的单位负责安置，原单位依法破产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安置；
（三）用人单位向农村招收职工时，优先录用退伍义务兵，对在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超期服役的农村退伍义务兵，应予适当照顾。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定期对征兵工作进行检查评比，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给予表彰或奖励：
（一）遵守、执行征兵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完成征兵任务成绩显著的；
（二）按照体格检查标准和政治、文化、年龄条件办事，连续十年以上无责任退兵的；
（三）廉洁征兵，办事公道，起表率作用的；
（四）义务兵亲属积极支持子弟履行兵役义务，表现突出的。
第十八条 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的，应予批评教育；经教育不改的，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处以相当于当地一个义务兵上年户均优待金一至三倍的罚款；视情节轻重，征兵办公室可提请有关部门作如下处理：
（一）是城镇待业青年的，一年内不予就业登记和介绍就业；
（二）是农村青年的，乡级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一年内不得安排其进乡镇、村办企业工作；
（三）是个体工商户的，扣缴、吊销营业执照一年；
（四）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应予开除留用；是临时工的予以除名；
（五）一年内不准参加招工、招干，已经录取的，取消其录取资格。
应征公民被处罚后，仍然有依法服兵役的义务。
被处罚人履行服兵役义务后，处罚部门应终止处罚。
第十九条 被征集服现役的公民被部队除名、劳教、判刑和开除军籍的，应停止对本人及其家属的优待。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上级主管部门应责令其改正，并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还应追究其所在单位领导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一条 对招用（录取）拒绝、逃避征集应征公民或拒绝、逃避兵役登记适龄公民的单位，乡级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应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至一万元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二条 依据本条例处以罚款的，应出具省财政厅监制的罚没收据，罚款全部上缴同级财政。
第二十三条 有征集任务的单位无正当理由未完成征集任务的，给予通报批评。阻挠应征公民履行兵役义务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二十五条 在征兵工作中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威胁、侮辱、诬陷、殴打征兵工作人员，妨碍征兵工作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9月22日
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分析

李俊杰


　　罪刑法定，是指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对这种行为处以何种刑罚，都必须预先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的原则。这一原则是法治在刑法领域中的体现。1810年，《法国刑法典》在其第4条中明确规定：“不论违警罪、轻罪或重罪，均不得以实施犯罪前未规定的刑罚处罚之。”从此，许多国家都相继设立了这项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也因此成为了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是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罪刑法定原则法定化的。但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仅仅为社会法治化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其最终的实现还必须依赖于刑事司法。我国新刑法自实施以来，有不少人对这一原则提出了质疑，质疑既来自理论界也来自实践方面，当然这其中不乏一些合理的质疑，但很多质疑却是源于对罪刑法定的误读和浅显认识。因此，要确保罪刑法定在司法中的真正贯彻，就必须解决认识上的问题。
　　一、对刑法的几个基本特性了解的欠缺导致了对罪刑法定的误读
　　普通大众包括很多司法人员对刑法本身具有的一些特性了解的欠缺的引发了实践中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功能和其实施的必要性的疑问，因此，我们首先要从刑法入手，阐明刑法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才能释清这些疑问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不理解。
　　（一） 刑法的最后性
　　所谓刑法的最后性，就是指刑法在干涉社会生活时，在法律体系的调整动态序列上，处于其他法律调整之后，以弥补其他法律的调整不足或不能。这种最后性是因为刑法通过宣布某种行为为犯罪，从而给予该行为以否定评价、对犯罪人予以刑罚制裁，其结果可能是剥夺罪犯的财产、剥夺或限制其自由甚至是剥夺其生命，其惩罚的严厉程度是其他法律所无法比拟的；其次，运用刑法调整，其本身成本昂贵：它断然地规定某些行为是完全禁止的，没有回旋的余地，而实际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却是复杂多变的，而运用刑法调整一旦不正确，不但可能会损害相对人的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还会防碍人们行为的积极性，从而延缓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在是否适用刑法时，必须考虑其他法律调整适用的可能性，只有当其他法律无法调整或虽能调整仍达不到预期目标时才不得不考虑运用刑法来干涉。还有学者主张进行刑事立法时要遵循“过滤原则” , 即对某类社会关系是否运用刑法来调整，必须通过其他法律的筛选来确定，这时刑法的调整才是应该的、合理而且是必需的。因此，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决定了其实施应当是有节制的，而罪刑法定原则就是一种节制方法。
　　（二） 刑法的相对性
　　所谓刑法的相对性是指，刑法在惩罚犯罪、预防犯罪方面的作用本身具有程度上的局限性，以及刑法在这个方面的作用的有效发挥程度有赖于社会其他政策、制度和法律的配合。刑法对惩治罪犯、预防犯罪的作用是有限的，刑法只能适用于既成的犯罪行为，而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根植于社会生活，具有综合性和深层次性，可以说相对于犯罪行为而言，刑法永远是滞后的。刑法不可能将所有应予以刑罚制裁的不法行为都毫无遗漏地加以规定，因为犯罪的实质内涵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状况及价值观相对地呈现浮动现象。这就决定了利用刑法来惩治犯罪、预防犯罪只是一种非根本性的措施。而正是由于以上原因，要想有效地预防犯罪、惩罚犯罪、维持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刑法就必须与社会的其他规范、制度和法律互相配合。
　　但是由于我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商业和手工业担当附庸角色，因此重农抑商的观念始终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其反映在法律制度上则表现为重刑法轻民商法，刑事法律制度及其发达，其调整范围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由刑事法律规范调整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律传统对我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由于对刑法威慑力的迷信，所以1979年的刑法中存在着类推制度而现在也仍有类推的做法。一些人认为刑法应当也可以成为调整一切社会关系、起码是绝大部分社会关系的手段，但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同时，在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经济领域需要的自由竞争的宽松环境，动辄以刑法来干涉社会将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1979年刑法中的投机倒把罪的广泛适用所带来的一些消后果就是明证）。另外，大众一直都有这样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在同一段时期内，刑事法制也是应当和可以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完全兼容和同步的，而这种认识就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罪刑法定主义合理性的怀疑，一旦社会上出现了某种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就认为刑法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而罪刑法定原则就是阻碍刑法调控社会生活的功能发挥的绊脚石。但在事实上，我们根本不可能要求刑法随时随地对所有的犯罪作出反应，而认为刑法既不周严又滞后的观点本身也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观点很明显都是源于对以上的刑法特性的不了解和受我国传统法律观念的影响产生的。因此，我们应当对刑法的调整范围、功能以及它与罪刑法定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
　　刑法的以上两个特性要求我们在遇到社会问题时，要改变那种用刑法解决一切问题的传统思路，要考虑先适用行政、民事和经济等其他社会调控手段；树立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刑法本身的内在要求的新观念。


北安市人民法院 李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