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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中被矫正人员隐私权
与社区公民知情权的衡量
毛娜
摘要：社区矫正作为试点已在我国大部分省市热火朝天的开展着，这一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的先进的行刑方式在我国的植入，给我国的刑事法学领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其中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都比较关心的就是如何对待矫正犯人，矫正犯人在社区中的权利，社区群众的权利将如何保障的问题。罪犯隐私权和公民知情权间的冲突是我们这篇文章所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罪犯隐私权 公民知情权 社区矫正 利益平衡

一． 从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看其性质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在这个概念中，明确的指。出了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在试点工作中“专门的国家机关”主要指：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相关的社会团体”主要指街道居委会、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民间组织”：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从一般意义来讲民间组织是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总称。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社会志愿者”主要包括社区服务人员、专家学者、离退休干部、教师、高校优秀学生、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原工作单位人员。
在专门的国家机关中，包括了公检法三机关，似乎我们可以把社区矫正定义为一种执法行为，但是我们在各个试点中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这样的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具体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由政法委牵头，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实施，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这些规定很明确的指出了社区矫正的主要负责部门是司法行政部门，其他机关处于配合辅助地位。这样的规定我们从中可以得这样的结论：社区矫正工作并不是如我们想的那样，它是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司法机关配合的行刑方式，在我国的社会形势下，社区矫正应该是行政性质的。原因有三：首先，从语义上来讲，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语是行政，司法是行政的定语，它表明这个机关的设置主要是管理行政性质的司法工作。其次，司法行政机关是设置的各级人民政府中，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之一。最后，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处于组织负责的地位，这就决定了社区矫正是行政工作的性质，否则其设置在根本上是违反我国宪法的，司法行政机关不具有相应的权力。
社区矫正工作的正确成功的实行需要借助相关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志愿者力量，这是世界各国社区矫正工作普遍的经验，在英美等一些国家，甚至由社会团体主要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行，这也正体现下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即将罪犯放入社会，依靠社会力量对其进行矫正。既然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其在整个社区矫正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自然其对社区矫正性质也就产生了重大影响。可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志愿者是没有执行刑罚的权力的，所以我们认为社区矫正工作是一种具有社会参与性的行政行为。

二、从行政行为的公开性看社区矫正工作中公民的知情权
公开原则是依法行政的一项基本要求，它是指用以规范行政权的行政程序，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应当一律向行政相对人公开。 公开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是指行政主体根据职权或者行政相对人的请求，将行政信息向行政相对人或者社会公开，并允许查阅、摘抄和复制。
以上是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是现代民主法治对国家行政权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遵守的规则。那么作为行政行为的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信息是否应该向社会公开呢？从公开原则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对行政信息的公开范围采取的是排除法，只要是不属于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行政信息都应该或者可以公开，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以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社区矫正中罪犯的隐私是否属于上述三种不应公开的范围。
国家机密是指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设计资料、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信息、产销策略等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显然，罪犯的隐私不属于以上两者。个人隐私权中是否包括罪犯的隐私权？罪犯的隐私权是否应该作为行政信息予以公开。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 。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结合国外有关的理论科研成果，隐私权的内容主要有：（1）公民享有姓名权、肖像权、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的秘密，未经许可，不可以刺探、公开或传播。（2）公民的个人活动，尤其是在住宅内的活动不受监视、窥视、摄影、录像，但依法监视居住者除外。（3）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窥视或骚扰。（4）公民的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干预、窥视、调查或公开。（5）公民的储蓄、财产状况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布，但依法需要公布财产状况者除外。（6）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不受刺探或非法公开，公民的个人数据不受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利用。（7）公民的社会关系，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开。（8）公民的档案材料，不得非法公开或扩大知晓范围。（9）不得非法向社会公开公民过去的或现在纯属个人的情况，如多次失恋、被强奸等，不得进行搜集或公开。（10）公民的任何其他属于私人内容的个人数据，不可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利用 。上述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与私人生活有关，与安宁有关，与形象有关，与姓名有关。1890年，美国私法学者沃伦和波兰戴斯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题为《论隐私权》的论文，主张一种新的权利，即“不被了解的权利”。现在美国侵权法把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分为四种：（1）盗用他人名字和肖像；（2）不合理地侵扰他人隐私生活；（3）不合理地将某人错误曝光于众；（4）不合理地公开他人的私生活。②其中第三种隐私权侵权“将某人错误曝光”，属于名誉侵权。梁彗星和廖新仲在《隐私的本质与隐私权的概念》一文中从隐私自身揭示的内涵、外延出发，将隐私分为如下几个内容：“（1）严重的违法隐私行为，如重婚行为；（2）一般违法或严重违背道德行为，如婚外性行为；（3）轻微违法行为，如一般的侮骂他人的行为；（4）一般违规行为，如随地吐痰、攀折花木行为；（5）法不调整的行为，如婚前性行为；（6）合法的隐私行为。其中，第（3）至（6）项即隐私权的客体。如果用公式来表达的话，隐私权的客体=合法的隐私+法不调整的隐私+一般违规的隐私+轻微违法的隐私。轻微违法的隐私在市民社会中虽是不可告人的事实，但在法律上仍应将其作为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也就是说，个人的信息、私人的活动虽然有不被他人知悉和窥视的权利，但是一旦该信息和活动是一般的以及严重的违法行为时就不属于隐私权的客体，不应该受到保护。
本文中所说的罪犯隐私权主要是指罪犯的犯罪经历，即对在社区中进行社区矫正的罪犯的身分进行保密，对其罪行不予公开。很明显，罪犯的隐私权并不属于我国相关法律所保护的对象，而其是否属于沃伦和波兰戴斯定义的个人隐私的范围，我认为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在他们认定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的第三项前有“不合理”的限制，对于此处“不合理”的解释将在文章的下一部分进行解释。
综上所述，根据行政行为的公开性，社区公众对在社区中进行矫正的罪犯的身份和其所犯罪行有知情权。

三、从现行法律制度看“罪犯”隐私权的保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刑法第四十条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管制期满，执行机关应即向本人和其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群众宣布解除管制。第七十六条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罪犯的隐私权都没有明确规定加以保护。这一方面是从刑罚的一般预防考虑，通过对刑事案件的公开宣判，使社会公众能够对刑法有更深刻的了解，进行一次生动法制教育而且可以平复被害人的伤痛，使其能够在最大的范围内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因为刑事案件一般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会吸引很多公民的注意，因此对罪犯的隐私权的放弃可以满足人们对知情权的需要，是符合大众利益的。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允许群众的参与可以减少执行成本，同时可以对罪犯进行多方面的帮助，如：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这样可以减轻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负担，对罪犯的改造又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也对群众进行了法制教育，体现了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让群众参加到对人身危险性较低的罪犯的改造中来，是我们走群众路线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体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

四、从法益保护来看社区矫正中公民知情权与罪犯隐私权
知情权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知的权利，公民有权依法知悉和获取信息，满足其知的需要。隐私权的立法宗旨在于公民有权隐瞒、维护自己的私生活秘密并予以法律保护，防止任何人侵犯。可见，一个是希望知道更多别人的事情，一个是不希望自己的事情让别人知道，两者之间，难免产生冲突。对此，恩格斯曾提出一个处理隐私与新闻报道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个人隐私权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的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我国学者提出，根据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情况，参考外国立法和理论，在处理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关系上应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公共利益优先。即为了保障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牺牲个人的某些隐私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明确地指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所谓“统治关系”，是指一种阶级压迫关系，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统治秩序所建立的或认可的社会关系。犯罪是对这种秩序的破坏，正是和“政治生活发生了联系”，因而，犯罪就不再是一件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不受隐私权的保护。
法益概念是上个世纪法学界提出来的，对法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法益泛指一切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权利也包含于法益之内；而狭义的法益仅指权利之外而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是一个与权利相对应的概念。 简单地说，法益就是法所保护的一种利益。李斯特指出：“所有的法益无论是个人利益，或者共同社会的利益，都是生活利益。这些利益的存在不是法秩序的产物，而是社会生活本身。但是，法律的保护把生活利益上升为法益。”法益涉及范围极广，它包括了所有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其中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就存在利益衡量问题。对于在一般情况下，公共利益应优先于个人利益，因为公共利益所代表的一般要大于个人利益，他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利益的总和，涉及范围广；当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个人利益涉及个人生命等根本权利时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就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难分高下时，对两者的衡量应从多角度具体考量。
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对于被矫正人员的隐私权是否予以保护，直接涉及社区公民的知情权能否得到保护的问题。在这对矛盾中，公民的知情权处于公共利益的地位，它代表的是整个社区中公民的利益，而被矫正人员的隐私权处于个人利益的地位，它只是一小部分，或者是个人的利益。对于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我们应按照上面姜明安教授给出的三个标准来进行分析。显然，从第二部分中已经论述到了，当涉及犯罪行为时，公民的知情权就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它所代表的利益要高于罪犯的隐私。因此从法益的保护的角度来讲，我们应侧重保护公民的知情权。

结语:社区矫正制度是我国刑事政策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人权思想在我国行刑方式中的具体体现，但是在执行社区矫正制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矛盾冲突，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从大处着眼，以大局为重，从整体利益出发。在执行过程中，我们偏重于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必然要放弃对罪犯隐私权的保护，选择更大的利益是符合人类的本质和法的基本价值要求的，并不是对罪犯人权的忽视。社区矫正制度的设立本身就是为了维护罪犯的人权，在执行过程中对其隐私权的放弃并不会改变该制度设立的初衷。
参考文献：《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姜明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1997年4月群众出版社第21页
张新宝著《侵权行为法》第二十九课隐私权，2003年4月中国民商法律网
姜明安《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和谐问题》http://dq.cj.ibd360.com/pl/2006-10-22/cj_20061022111717_32016.shtml

　　法国被誉为国家赔偿的母国，其国家赔偿制度最为完善。那么关于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怎么样呢？让我们来了解。我国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1995年1月1日起实施。那么何谓国家赔偿法？国家赔偿法是指有关国家赔偿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除特别标明外）。可以从以下方面去了解：国家赔偿法是关于国家赔偿的法律规范，是一定范围内法律规范的总和，国家赔偿法中既有调整国家与受害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实体规范，也有如何实现上述权利和义务关系的程序规范。

　　大概了解了国家赔偿法的定义，接下来了解的是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归责原则在国家赔偿责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国家赔偿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赔偿责任的依据。没有归责原则的指导，赔偿原则是难以形成的。我国国家赔偿责任的确定，解决了以何种依据确定国家对侵权损害负责。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归责原则是本文的讨论主题；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目的是想多了解我国目前归责原则情况，发现存在问题，然后谈谈自己的看法。


　　国家赔偿的规则原则是确定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接下来了解我国对归责原则都有那些规定。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条规定，我国《国家赔偿法》确立的归责原则主要是违法责任原则。违法责任原则作为过错原则中的一部分，是侵权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着故意或过失，并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责任。之所以选择违法责任原则是与我国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有联系的，同时也受到传统观念的左右。所谓违法责任原则，是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对归责原则的确定直接关系到国家赔偿范围和国家对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力关系的态度。我国《国家赔偿法》在借鉴国外赔偿制度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了违反责任原则作为主要归责原则，体现了我国的价值取向。违法责任原则的特点有：第一，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性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第二，违法责任原则排除了合法行为致害的国家赔偿责任；第三，违法责任原则将各种法律责任的承担及其免除联系起来。第四，适用违法责任原则并不否定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是违法责任原则的特点；表面看来其实没什么，可是如果细细想，确实有些问题值得去考虑的。


　　从一点点去看吧， 那么，是否所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受害者都可以获得应有赔偿呢？


　　答案是否定的。“违法”仅仅是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之一，对于国家赔偿是否成立还需要具备四个构成要件：1、侵权主体必须是执行国家职务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2、职务行为主体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有违法行为；3、必须有具体的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事实存在；4、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除此之外，请求人还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依照法定程序提出赔偿申请。由于法律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的设置不可能全部具体化.个别化，再合法与违反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空间，所以什么是“违法”在立法上未作解释，现行法律对于责任构成要件没有具体、明确、清晰的界定，而且在实务操作中侵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通常采用的标准是违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范，加上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不完备，存在着诸多盲点和空白，以至于《国家赔偿法》所确立的归责原则给相关的侵权机关相互推诿、搪塞、拖延提供便利条件，造成许多赔偿案件赔偿义务机关不予立案，拒绝受理。因为公务过失不一定是违法，也不必承担责任，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合法”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依旧屡禁不止，受到冤屈的公民想得到应有的国家赔偿依然寸步难行，严重地损害了法律尊严和政府形象。


　　国家依据什么原则承担赔偿责任是国家赔偿法的核心问题，它决定着一部国家赔偿法的精神实质。在我国，现实生活中，行政权似乎都大过其他的权力，就体现了以行政权主的国家。所以，在政府如此“高大”的门坎面前，大部分受害人望而生畏，很多人都会明白是很难打赢的，“明智”地选择弃权。当然，有的人会不惜任何代价，置身家性命而不顾也要向政府讨个说法，但毕竟是极少数的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家赔偿案件如此的少，国家赔偿基金备受冷落的原由。据统计，1996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二审宣告无罪的刑事案件2281件，受理的赔偿案件仅为35件。这样看来的话，《国家赔偿法》所确立的归现原则明显背离了保护弱者的公平原则，事实上有意无意对违法行使职权者形成包庇和纵容；就失去了本该有的意义了；给人的感觉就是：法规规定得很好，可是实施起来就好像纸上文章了，没什么实际意义了。


　　要解决国家赔偿案件问题，使受害者获得简捷、全面的国家赔偿。我们国家还要做的问题很多很多啊 ，以下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第一、有必要改变现行的归责原则，适用违法责任原则应以其他归责原则为辅；也就是说: 采用违法原则为主，无过失原则为辅的混合归责原则。只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造成事实的损害结果，不论是否违法或有无过错，受害人若能够提出初步证据，证明其损害结果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所致的，相关的国家机关就要给予立案受理，侵权的国家机关若无法提出反证，则根据案件确认的性质给予赔偿或补偿；


　　第二、有必要对违法的外延和内涵进行细化，扩大解释。违法不仅仅是指违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凡应遵循一定法律原则而不遵循的事实上的职务行为应认为是违法，它包括违反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尊重人权原则、权力不得滥用原则、尽合理注意原则等等。唯有扩大归责原则的外延和内涵，加大对侵权机关的威慑力，遏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超越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作为或不作为，才能有效缓解受害人状告无门的苦况。


除了以上的看法外，本人还想对目前我国国家赔偿法提一些看法：


　　一、《国家赔偿法》对赔偿适用范围所作的界定是非常狭窄的。现行国家赔偿制度将立法赔偿、抽象行政行为、公共设施管理、间接损害、精神损害等一律排除在外，造成受害人无法获得公平、合理、等价的国家赔偿，这是一种显失公平，因此，可以从这几方面去改善：


　　1. 国家对立法行为造成损害不予赔偿的原则不应该是绝对的。对于立法赔偿可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鉴于全国人大所制定的法律法规有比较严谨的立法程序，不大可能出现违宪，且涉及面广泛，可明确规定豁免国家赔偿责任，以维护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威，避免政府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对于那些地方性的法规、决定、命令等行政行为给相对人造成损害的，国家机关应当予以赔偿。由于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均为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抽象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权益的现象却普遍存在，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借此规避法律，国家赔偿的适用范围应该突破现行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束缚，允许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国家赔偿诉讼。


　　2. 在国外，如日本、韩国、德国等在国家赔偿法中均有这方面的国家负赔偿责任规定。本着公平、合理、效率的宗旨，公共设施管理有瑕疵应尽可能纳入《国家赔偿法》的范畴。因为相对于普通行政主体及民事主体而言，国家总的财政承担能力要强，受害者通过国家赔偿的方式会比较简捷、有一定保障。如果受害者用民事诉讼的方式，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普通的受害者将处在弱势的地位，可能在耗费大量的精力后赔偿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当然，为了避免过于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政府可制定较为完备，可操作性强的追偿制度，通过行使追偿权，向负有责任的被授权组织或企业追索损失，用法律的形式体现各方面的责、权、利。对于私有化经营的公共设施管理有瑕疵，则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争议。


　　3. 对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损害赔偿，《国家赔偿法》确立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直接损失，基本上排除间接损害和精神损害，这无疑是一种最为保守的规定。间接损害是指可以预期得到的利益的损失。精神损害是指对公民和法人的人格的侵害。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将来必然发生的损失或由此引起精神上的失常和痛苦，如果排除在国家赔偿之外，根本无法弥补受害人所蒙受的苦难。对精神损害给予金钱赔偿应在《国家赔偿法》里体现。因国家侵权造成的损害，精神损害大于物质损害。一个人被关了10天，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比身体和财产上的损害要大得多。


　　二、目前，我国存在一种合法"错拘、错捕"现象。在诉讼程序中，极个别被临时拘役的人被免予起诉或无罪释放，期间其人身自由受到侵害。但是，在其提起国家赔偿请求时，公安机关往往能举出证据证明其有犯罪嫌疑，法院往往驳回受害人的诉讼请求。还出现了一些情况是：公安机关受破案的压力，先抓人，发现抓错了，然后再去找其他罪名强加给公民的现象，这样即时公民告上去，自然也没理由可以胜诉的。如此看来，《国家赔偿法》仅以违法来确定是否进行国家赔偿，无过失行政行为造成的伤害，受害人得不到赔偿。以后立法应该注意到无过失行政行为造成的伤害的，应该得到赔偿；而且个人所遭受的损害，是为公共利益付出的特别牺牲，理应由国家赔偿。


　　三、我国目前的国家赔偿法由于发展历史较短，因此我们应该多吸收外国优秀成果，象法国就值得学习；这样来完善自己，赈灾达到立法维护人们利益目的；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在具体实施中出现了很多难以操作的事，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多积累经验，找出解决办法，为更完善我国国家赔偿法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