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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信仰的培养

张旭科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8）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为何要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其有应然性和重要性，以及其是法治本身的需要；还认为，法律信仰的培养所面临的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立法的膨胀、司法体制弊端的存在、法律效益的低下以及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等因素的结合，因此，要将法治精神的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消融国家优位的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国家公职人员的守法观念。

〖关键词〗 法律信仰 信仰 培养 法治 法治精神

依法论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治国方略和价值选择。像任何一个国家步入法治化一样，中国政府要步入法治化轨道，要建成法治国家，应具备以下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即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那么要建成法治社会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本文试就法律信仰的培养，推进法的精神形成的问题作以下几点探讨。

一、 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 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这一信仰理念，又使广大宗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观念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战略的实施和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当优于人治”①.，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 “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干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①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②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③毋庸讳言，若真的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其次，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时间的缩短，使得法律价值很难转化为主体价值所追求的目标。据统计，自1979年到199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订248部法律和有关法律方面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700多件行政法规；此外，国务院各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制定了数以千万计的行政法规、规章。④近些年来，立法的速度仍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法规的出台一部接着一部，特别近两年，立法速度更是惊人，几乎每天都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出台。这股汹涌的立法大潮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下建设法治社会的“硬件”系统的逐渐完善，然而，另一方面却也给法律难以被信仰种下了隐患。这种法律、法规数量猛增的社会实践，使得社会公众对它们根本无法全面知晓，据有关调查的推算，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再加上这些法律为适应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还要适时地对它们进行修改，使得社会公众更加无法知晓，更别说了解和掌握，就是一个专门从事立法工作的立法工作者也无法对它们作全面理解和掌握，那其实告诉了我们许多法律等于是虚设。也就是说，这种立法的膨胀状态，使作为客体的法律无法满足作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生活需要，从而造成主客体间的隔阂，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公众由于对法律的陌生感而使法律信仰无从产生。
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变演化成了打关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钱、关系和人情的较量。一个同样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还有，有的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讼也难以得到实现，诉讼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审判结果成了“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公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这样就会使他们萌发出“有法无法一个样”的心理模式。万一这一心理模式成为定势，那法律信仰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①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的热情，这样其独立的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就荡然无存，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认识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碍，反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了。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那明显的敬畏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②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③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运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④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②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③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四、简短的小结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唤起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使社会公众重视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是要使权利本位在他们的法律观念中占中心位置，从而激发起他们内心对法律信赖、信任和尊重的灼热的情感，并进一步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并且是类似于宗教那虔诚的信仰。这种虔诚的信仰会促成现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将法律内化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从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法学系）






浅议检察权在基层检察院内部的划分和设置

斯琴巴依尔 任全辉


　　县区及县级市人民检察院，是我国检察机关最基层的工作单位，承担着非常繁重的办案任务和上级院及地方党委、政府交办落实的种种事务。当前，在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中，修改和完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乃是其中应有之义。那么，随着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检察权在检察机关内部必须亦应重新划分和设置，本文试图从实践的角度对检察权在基层院内部的划分和设置提出构想，以期为上级机关在对基层院机构改革规划方面提供一些参考。
　　一般而言，我国检察权的配置，包括不同级别检察院之间的权力配置、检察院内设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和检察人员之间的权力配置。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问题。事实上，基层检察院作为检察权行使的基本单位，除法律规定只能由上级检察院行使的职权外，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基层检察院都有权行使。
　　从检察权权能划分来看，基层检察机关行使的检察权主要包括：对职务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的权力；对各类案件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的权力；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监督权、控告申诉复查权等等。这些职权分别由反贪（渎检）、侦查监督、公诉、民行、控申等部门行使。
　　从检察权运行程序来划分，检察权可分为诉讼检察权和非诉讼检察权。所谓诉讼检察权是指侦查机关立案侦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检察机关对一切执法活动、审判机关诉讼活动、裁判执法活动监督的监督；而非诉讼检察权则是指对诉讼程序以外司法行政、司法执法活动（如强制收容、教育、戒毒等）的监督，当然也包括对特定主体群（主要指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预防等专项检察职能。
　　综上所述，我国基层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之间的检察权配置呈现出一种平行配置的模式：在各个环节都配置了相应的检察权，各项权能互不隶属，行使各项检察权的检察官之间地位平等，各部门均可以平等地代表检察机关行使职权，在检察长的直接领导下独立行使各自的职权。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基层检察机关检察权的划分和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有的甚至已成为检察事业发展的碍障，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主要表现为：
　　其一，权能配置缺乏平衡性和连续性。由于检察权采用平行配置的模式，各项权能互不隶属，其最大缺陷就是导致各职能部门之间“分工负责有余”，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不足”。在业务管理上，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和协调有效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整体监督效能的发挥，甚至出现各自为阵、监督脱节的现象。
　　其二、检察权能划分不科学、不周密，缺乏整体规划性。在各业务部门检察权配置问题上，专项权能的划分表现出两种极端性。一方面出现了各项检察权能交叉重叠的现象，甚至多个职能部门可以行使同一项检察权能，严重影响了检察权的权威性，如就侦查权而言，渎职侵权案件和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集中在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和反贪部门，而其他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还分散于监所检察、民行检察等部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部分领域检察权行使不到位的现象，如，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只在诉讼法中原则地规定：“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有权对行政诉讼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至今还没有明确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检察监督权。
　　其三，检察权划分结构不合理。目前，检察业务部门的权能划分仍是按照诉讼环节和受案范围设置的，科室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真正理顺，往往存在分工过细、环节过多和交叉重叠等现象，影响了检察权整体效能的发挥。在历次的检察机构改革中，行政部门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行政部门过多、行政人员的比例过高的现象不容忽视。在人员配置不变的情况下，提升了党政和服务的功能之后，相对而言就削弱、降低了业务属性和司法职能。如对于职务犯罪预防机构，有的检察院将之作为反贪局的内设科室，有的则将其并列于其他业务部门。机构设置上的这种混乱，既不利于上下级之间开展工作，也有损检察机关的形象。
　　其四内设机构过多过滥，给基层院队伍和业务建设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力量分散，形不成战斗力。一般情况下，一个基层院的编制少的只有十几人，多的也不过百十人，因内设机构多，有的科室只有一、两个人，多的三、五个人。科室太小的最直接后果是：力量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任务时力量不足，闲时又无事可干，有的科室任务重，需要加班加点，而有的科室则无所事事。（2）职能交叉，重复劳动，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如政研室的调研工作，政治处的宣传工作，办公室的信息工作，在基层院完全没有分开的必要，把信息材料分属三个部门，不仅造成人力和资源的浪费，又容易引发推诿扯皮，影响工作效率。（3）兵少将多，头重脚轻，助长官本位思想。机构多，科长、副科长，分管领导也随之增多，带“长”人员往往占编制数的一半还多，有的多达三分之二。一线干活的人少，二线发号施令的多。因设置有较多的带“长”位置，使一些能力、政绩平庸的干警比较容易登上“长”的职位，诱发人心对官位的热衷，更有甚者则走起了歪门斜道，败坏了检察队伍“官”风。
　　以上问题，虽反映在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层面上，但却从检察制度的整体上对检察权的发挥和检察官队伍建设构成严重影响。因此，在当前推进检察制度改革过程中，应当重新设置和划分科学合理的检察机关的内部机构。为此，笔者结合基层院工作实践，提出以下构想：
　　（一）应统一规定基层院内设机构的规格。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与同级人民政府均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说明了检法两院与同级人民政府是平行的国家机关，不存在隶属关系。因此不能将两院等同为政府下属部门，应明确基层人民检察院为副县级单位，正职领导为副县级，副职领导为正科级，内设机构统一为副科级规格。
　　（二）应大规模的削减撤并基层院内设机构的数量，不应要求基层院内设机构与省、市院设置对应。本人认为，根据目前基层院工作任务和人员情况，设置“四局三处一队”八个单位比较适宜。
　　1、刑事检察局。该局承担目前侦查监督、公诉、监所三个业务科的工作任务。其理由是：侦查监督与公诉分设完全没有必要，对一个刑事案件的办案流程，分侦查、审查、审判三个环节足够了，没有必要再捕、诉分开进行内部制约。制约过多，重复劳动多，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也不利于对案件跟踪监督和侦查指导。另外两个科室的名称叫法也缺乏科学推敲，将两个同属刑事检察工作的业务分别取名为侦查监督和公诉，不能涵盖其工作本质，在逻辑方面也存在错误，难道公诉科对侦查工作就不监督吗？公诉科对审判监督在名称上如何体现？基层院设置监所科完全没有必要，县区院一般只有一个看守所，有些区级院还没有看守所，对看守所的监督工作量很小，将对看守所的法律监督并入刑事检察中，设专人负责，有利于对个案从批捕环节到执行环节的跟踪监督，便于互通情况，提高工作效率，对有监狱驻地的县区，其监督职能可收归市级院派驻检察室监督。
　　2、反贪污贿赂局。该局承担辖区内的反贪污贿赂工作。人数多的基层院在反贪局内部可下设几个办案组，不应再设办案科。
　　3、反渎职侵权犯罪侦查局。该局承担辖区内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内部也没有设科的必要。
　　4、控告申诉检察科。该局承担目前基层院的民行检察、控告申诉检察工作任务。民行检察业务其实质也是办理申诉案件，基层院人员少，案件少，没有单独设科的必要。
　　5、政工科。该处将目前基层院分设的纪检监察纳入其中，将宣传工作剥离出去。主要负责基层院政治、人事、教育培训、纪检监察、党建等工作。基层院人员少，一年甚至几年才会出一起违法违纪案事件，没有必要设专门的纪检监察机构。
　　6、秘书科。该处承担目前基层院办公室、政研室和政治处的一部分工作。主要负责文秘、宣传、统计、档案、协调等工作。
　　7、检察技术室。该处主要负责基层院计财、装备、基建、车辆、通信网络等后勤保障工作。基层院技术科应予取消，这是因为高难度的技术鉴定基层院做不了，因工作量小，也没有必要培养法医、文检、痕检、司法会计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门人才。如需要鉴定，基层院可到市院去做，对于原技术科承担的一般性拍照、录像等工作，业务科的人员完全有能力承担。对于通信网络工作，交给检察技术部门。
　　8、法警队。负责机关安全保卫，办案押解警戒工作。
　　预防犯罪科应予取消。预防犯罪是全社会的工作，作为基层院打击惩治犯罪就是最好的预防，对于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的共性或个性问题，需要堵漏建制或宣讲、宣传法律的，任务由各业务局承担。
　　按照上述设想，基层院内部机构精简可达50%以上，内设机构带长职数可减少70%，分管副职也会相应减少。对富余的带“长”人员可通过提高职级的办法一次性解决。如此，基层院一线办案力量将会有较大加强，其干警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会得到充分的提高，对全面发挥检察职能，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必将产生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