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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在利益博弈中受限

　　杨　涛


近来，围绕着北京对燃放烟花爆竹是完全放开还是禁止、限制，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话题。《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近日上网征集意见，网友共对草案发表意见969条，其中反对“解禁”的约占50%；明确赞成解禁的共有290条，约占30%；其余没有明确表示赞成或者反对。
《新京报》于6月2日发表社论认为，政府无须代替公民做选择，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法令，防止爆竹开禁对公共安全的危害，至于爆竹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制定规则，让公民相互博弈，通过社区自决来解决。但旋即有人于6月4日发表文章反驳认为，禁放如果真要变限放，就必须认真考虑到另一部分人的合法权利，而这些人的权利———不管是50%，还是更多的比例，都应被尊重。即便在春节期间喜欢清静的只是少数人，他们的权利一样不能基于某种民主形式而被看似公正地剥夺。权利，社区不可自决。以多数人对噪音的喜爱去侵害少数人对清静的喜爱，难道就是正当的？
看来，权利与权利之间，如何达到平衡，用什么程序来决定这种平衡的决定的合法性、合理性，的确存在很大的争议。
依照自然法的思想，人生而自由，权利与生俱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主张“放”的人有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利，而主张禁或限的人有保证自己安全和安宁的权利。但是，如果人人都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利，或者说人人都不承担一定的义务保证他人的权利的实现，那就会陷入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或者洛克所说的人人都享有自然法的执行权，实际上也就等于人人都没有权利。因此，为了避免人人在权利的争议中毁灭，那么人人都交出一部份权利，组成政府，由政府通过立法程序来决定权利的配置与界限。这种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不能说准确地反映了历史上政府形成的实际情形，但是，用它来解释权利必须受限的正当性、合法性却有相当的说服力。
然而，就是在立法程序中，仍然对于权利的配置存在很大的争议，谁能说主张放的权利就一定高于禁和限的权利，或者相反呢？人类不能在议会的无休止争议中灭亡，就必须确定一个规则，这个规则便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规则，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源。但是，诸如纳粹德国那样的事例告诉我们，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制度下，也会产生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民主不是最优的选择，只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因此，民主需要法治的制衡，现代社会主要依靠了二种手段：一种是由宪法明文规定一些人们的基本权利不容剥夺以及一些基本原则不能违反，那怕是多数人的决定，因为按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人们在缔结契约时并没有将这些权利交出，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生存权等；另一种就是由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认为某些立法因为不合理、不合法、不具有正当性而宣告违宪从而归于无效。
因此，除了人们的基本权利外，人类大多数权利都是在立法这种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民主程序中，经过博弈、协商、妥协等过程被明确或受到限制、禁止，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但是，在表面的权利博弈中，其实深层次的就是利益的博弈。权利与法律的生成正如美国法社会学家庞德认为那样，首要的问题是承认某一种需求??承认和保障各种利益，。然后，在罗列各种法律将保障的需求或利益之后，人们要评价、选择将要得到承认的那些利益，并在考虑利益之间互相影响的前提下，决定特殊利益的限度，最后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以及通过实施给予确切的保障。
现在的问题是，立法在利益博弈中，除了不剥夺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外，还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才不至于认为违宪、或者被司法机关宣布无效或人们会认为不合理、不正当呢？是立法者中简单的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吗？如果在立法者中恰恰有大多数人喜欢燃放烟花爆竹，那么他们能作出在任何地方都允许燃放的决定，从而不顾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吗？在这里，笔者认为不妨引入经济学的观点，那就是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所谓效用就是某种利益给人带来的满足程度，就燃放烟花爆竹来说，大多数人在危险场合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效用可能远远不及这里财产、人身安全应当到保护的效用，因而，总体社会效用小，这种多数人的愿意就不合理，不能视为具有正当性，因而应当予以禁止。因此，立法者在利益博弈中，在遵循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程序原则的同时，首先必须考虑到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其次，就必须考虑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法律才具有合法性、合理性。笔者承认，这种观点带有功利主义的痕迹，但是，至少是我们现实立法中一个可行的办法。
回到我们刚才的“放”与“限、禁”的问题的讨论中，主张有限度地燃放烟花爆竹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利益诉求，但是在“放”中，要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是人们的共识。《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在规定有限度地放开燃放烟花爆竹的同时，规定在易燃易爆危险场所、交通枢纽、党政机关驻地、军事要地、文物保护单位等重要的、危险性的、公众聚集重点场所周边，仍将设定为禁止燃放。此外，还对如何加强对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品种规格以及烟花爆竹的运输、销售等环节的管理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草案这些规定符合民主的原则，也符合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但在反对“解禁”的约占50%的情形下，政府还无法权衡各个更为细小的群体的利益，无法判断在燃放烟花爆竹的问题上如何使整个社会效用最大化的情形下，为在更大程度上贯彻民主思想与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政府不妨放开一定的权限，让更细小的群体，如社区进行自决，是一条比较好的思路。
反对由社区自决燃放烟花爆竹的人认为，春节期间喜欢清静的就是只有少数人，他们的权利一样不能基于某种民主形式而被看似公正地剥夺。但是，当这种民主程序没有剥夺人的基本权利，符合了社会效用最大化，何来不正当性，难道少数人喜欢清静的权利就可以阻止多数人喜欢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利实现吗?
因此，关键不在于反对社区自决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利，而是在于更高的立法者（如果把社区自决也称之为立法的话）如人大（他们往往比社区有更多的理性和更全面的考虑）要从社会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给社区自决权预先设置若干限制，因为，在某一社区少数人的利益放在整个社会背景下，可能就是社会效用更大；或者就是在某一社区少数人的利益总体社会效用也要超过社区多数人的社会效用，但社区简单的多数人决定的民主原则无法保证这一点的实现。这些限制包括禁放的时间、地点、禁放的品种（包括社区禁放的时间、地点）等等，在有限制的自决权下，是否燃放，由社区通过民主程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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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政府


宜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宜春市严重环境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制》的通知


宜府发〔2005〕3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经市政府第31次常务会研究同意，现将《宜春市严重环境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OO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宜春市严重环境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制

第一条：为保障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促进我市经济可持续发展，防止严重环境违法生产事件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江西省环境污染防治条例》、《江西省环境保护违法违规行为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赣监发［2001］9号)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责任追究制。
第二条：责任追究的对象，是指因监管失职、渎职造成列入《属严重环境违法的企业名录》（附后，以下简称《名录》）的企业违法生产事件发生的县（市、区）政府、乡、镇政府（含街道办事处、有行政职能的农场、林场等）的领导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及直接责任人员，以及违法生产的企业业主。
第三条：各级政府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对《名录》范围内企业的监管，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责任追究制的规定查处严重环境违法生产事件。
第四条：各级环保、工商、质监、供电等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加强对《名录》内企业的监管，并严格履行如下职责：
环保部门必须加强对《名录》范围内企业的监管，不得擅自批准《名录》范围内企业各项环保手续；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必须严格按国务院《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对《名录》范围内企业进行监管查处，不得向《名录》范围内企业发放营业执照；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产业政策，不得受理《名录》范围内企业生产许可证的申请；
供电部门必须严把供电关。所有供电企业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合法的工商、环保手续，不得擅自向《名录》范围内企业违规供电或参与合股经营《名录》范围内企业。
第五条：责任追究
一、本责任追究制所称监管失职、渎职具体指负有监管责任的县（市、区）政府、乡、镇政府（含街道办事处、有行政职能的农场、林场等）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名录》范围内违法生产企业的下列行为：
(一)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不认真,决策失误或不履行职责。
(二)纵容、包庇违法生产企业的行为。
(三)不按法律法规规定和上级要求查处违法生产企业的行为。
(四)接到对违法生产企业的举报和上级或其他部门转办的违法生产事件查处通知（函）后没有及时查处的行为。
(五)其它违法违规行为。
二、因监管失职、渎职造成辖区内一年之中新发生3起《名录》范围内企业违法生产事件（含已取缔关停企业违法恢复生产事件）的县（市、区）政府，由市政府予以通报批评，同时通报批评该县（市、区）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县（市、区）长；对因监管失职、渎职造成《名录》范围内企业违法生产事件（含已取缔关停企业违法恢复生产事件）发生的乡、镇政府（含街道办事处、有行政职能的农场、林场等），由县（市、区）政府予以通报批评，同时通报批评该乡、镇政府（含街道办事处、有行政职能的农场、林场等）主要领导；对因监管失职、渎职造成《名录》范围内企业违法生产事件发生的县（市、区）和乡、镇政府（含街道办事处、有行政职能的农场、林场等）责任领导及直接责任人员，按干部管理权限，给予下列相应的行政处分：
（一）情节较重，造成较大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记过处分；
（二）情节严重，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不良影响，群众反映强烈的,给予记大过或降级处分；
（三）情节特别严重，造成重大或巨大损失或恶劣后果，影响社会稳定的，给予撤职或开除处分。
三、对违反本责任追究制第四条规定，因监管失职、渎职造成《名录》范围内企业违法生产事件发生的，对环保部门和其他垂直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按照隶属关系，给予或建议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下列相应的行政处分：
(一)情节较重，造成不良影响的，对主要负责人给予警告或记过处分，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记过或记大过处分；
(二)出现重大污染事故，造成重大损失的，对主要负责人给予记大过或降级处分，对直接责任人给予撤职或记大过处分。
四、对违法生产的企业业主，由当地政府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严肃查处。
第六条：对《名录》范围内要求拆除的企业生产设施由所在地政府负责拆除。　
第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政府或政府部门举报发生《名录》范围内违法生产事件的企业和个人，有权向上级政府或者上级部门举报下级政府或者下级部门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情况。接到举报的政府或政府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对违法生产事件的查处，或者对举报的不履行、不按照规定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况进行调查处理。
第八条：给予领导及直接责任人的行政处分，由环保部门提出处理建议，报同级政府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交由监察机关或有关部门处理。
第九条：本责任追究制由市政府法制办、市监察局和市环保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本责任追究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属严重环境违法的企业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