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
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认真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挥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引领作用，推动深圳市实现科学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综合配套改革的总体要求
综合配套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的"窗口"、"试验田"、"排头兵"和示范区作用，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勇于自主创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统筹规划，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争当科学发展的示范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自主创新的领先区、现代产业的集聚区、粤港澳合作的先导区、法治建设的模范区，强化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化城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
综合配套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过去已进行的改革要继续深化，当前中央已作出部署的改革要率先推进，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改革要积极探索。按照国家改革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到"四个先行先试"：一是对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先行先试；二是对符合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符合我国未来发展方向，需要试点探索的制度设计先行先试；三是对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对全国具有重大示范带动作用的体制创新先行先试；四是对国家加强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的重要事项先行先试。力争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在全国率先形成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新鲜经验。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率先建成公共服务型政府
基本思路：
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全面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廉洁高效转变，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改革重点：
(一)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管理体制。按照职能有机统一的原则，优化政务流程，整合政府机构，完善大部门管理体制，实现政府职能、机构与人员的合理配置。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实现决策相对集中，执行专业高效，监督有力到位。
(二)严格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探索建设法治政府的有效途径，建立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加强程序设计和程序保证，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规范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制。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和政府责任体系，建立行政问责制。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进一步健全政府决策的公开征询机制，拓宽民意渠道，坚持民主决策，切实加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完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
(三)探索城市行政区划及管理体制改革。适当调整行政区划，推进精简行政层级改革试点，缩短管理链条，提高行政效率，实现一级政府三级管理，创新现代城市管理模式，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四)创新公务员管理制度。实施公务员职位分类管理，建立健全公务员职位说明书制度，对公务员中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行聘用制。探索实行公务员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管理体制。进一步深化公安专业化改革，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五)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开，规范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标准和方式，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创新事业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开展事业单位法定机构改革试点。
三、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基本思路：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土地、财税、金融等基础性经济制度，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率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重点：
(一)完善要素配置的体制机制。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探索政府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新途径，提高政府财政性资金和各类生产要素配置的透明度，综合运用财政、金融、价格、土地、环保等手段，形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效机制。
(二)深化财政体制和税制改革。按照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抓紧改革财政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系，促进特区内外协调发展。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实现公共产品供给均衡化。加强行政机关资金使用责任审计，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开展地方税制综合改革试点。
(三)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加快推行代建制。建立和完善社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制度，减少社会投资项目核准事项，进一步放开社会投资领域。深化城市公用事业改革，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机制和规范高效的运营机制，逐步放开公用事业的建设和运营市场。创新公用事业监管模式，构建政府、公众和社会三方共同参与、有机结合的监管评价体系。
(四)建立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进一步发挥深圳证交所的作用，发展壮大中小企业板市场，积极支持在深圳设立创业板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加快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探索在深圳设立本外币债券市场，大力发展期货交易，整合规范发展各类产权市场。支持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机构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行业监管要求的基础上，创新金融品种和经营模式，积极探索房地产、高速公路、码头、电力等资产证券化。加快发展金融后台服务产业，建设辐射亚太地区的金融后台服务基地。积极探索发展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和民营中小银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探索建立加强金融监管的有效模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五)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深化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建立全方位的土地资产市场，促进土地资源有效流转和优化配置，加快包括工业楼宇在内的房地产流转。创新产业用地模式，合理控制土地开发强度，实行产业用地出让年期弹性化，探索产业用地租售并举的多元化供应方式。立法保护生态用地和基本农田，探索建立保护补偿机制。加快解决土地房产历史遗留问题，努力探索现代都市农业发展和农村城市化地区发展的新途径、新方法。严格规范土地征收征用制度，完善利益补偿机制。
(六)继续推进企业改革。加快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产权制度，创新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模式，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深化国企内部改革，完善国企管理人才市场化、国际化的选拔管理机制，规范薪酬体系，完善投资项目的绩效考核和奖惩机制，强化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离任审计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快推进集体股份合作经济改革与发展。进一步放宽中小企业、非公经济的市场准入，合理引导中小企业、非公经济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按照平等保护物权的原则，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七)深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进一步强化市场监管，形成开放有序的市场经营环境。支持建立完善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加快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培育和发展社会信用服务机构，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政府采购、产业政策等与企业的信用等级挂钩制度，建立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机制。
四、积极推进社会领域改革，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基本思路：
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领域改革；完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扩大和改善公共服务，形成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尽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民生净福利水平；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加快法治城市建设，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改革重点：
(一)争创国家教育综合改革示范区。积极进行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探索并完善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合理配置义务教育办学资源，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逐步解决常住人口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加大对深圳大学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扩大办学自主权，推进治理模式改革，创新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努力把深圳大学办成高水平、有特色的一流大学，为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探索新途径、新方式。加强与港澳和国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合作，引进港澳和国外知名学校来深圳合作办学，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以加快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探索各级各类教育沟通衔接的有效机制。科学规划并办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和港澳人士子弟学校。深化办学体制改革，支持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二)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开展公立医疗机构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试点，完善社区卫生服务，规范基本医疗服务的范围、标准和提供方式。完善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放开医疗市场，引进境外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积极促进非公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形成投资主体多样化的办医体制，加强对社会医疗机构的支持和监督。有效增加基本医疗服务供给，逐步形成由政府提供公益性基本医疗服务、市场提供个性化和高端医疗服务的格局。建立健全医师资质管理和个人执业制度。鼓励推进中医临床研究和中医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和弘扬中医事业。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三)深化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住房制度改革。统一规范人力资源市场，加快建立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实施创业带动就业工程，完善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促进充分就业。健全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和欠薪保障机制，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和社会稳定。深化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按照国家规定探索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的有效机制。加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体系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切实增加和维护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完善以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建立健全住房公积金制度。
(四)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为重点，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措施，全面提升文化软实力。稳步推进文化市场的开放，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益性文化建设。积极探索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作用有机统一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机制，深化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增强国有文化企业集团的影响力。条件成熟时按程序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建立文化产权交易中心。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新的文化业态，打造一批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品牌，提高"文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使深圳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基地。加快设计之都建设，把深圳建成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中心。营造创新文化氛围，不断增强文化的竞争力、吸引力和凝聚力，在全社会形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五)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推进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增强基层自治功能。健全社区管理体制，扩大并规范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方式和渠道，构建社区公共资源共享机制和综合治理机制。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将各部门可由社会组织承担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制度。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功能互补、相互协调的社会管理网络。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率先探索建立现代社工制度。统筹人口规划和人口政策，创新人口管理方式和手段，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改革和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机制，优化人口结构，为全国流动人口管理和户籍制度改革探索新路。完善信访维稳工作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健全城市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六)积极推进依法治市，率先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城市。整合立法资源，实行政府规章的集中起草，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积极研究将经济特区范围延伸至深圳全市，解决"一市两法"问题。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进一步解决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加强权力监督制约，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五、完善自主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
基本思路：
把自主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完善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提高创新能力，推进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实现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环保、海洋等产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打造国际化高技术产业基地，率先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改革重点：
（一）构建开放型创新体系。加强区域合作与国际合作，广聚境内外创新资源，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城市创新体系。推动深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努力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支持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建高水平的技术研发机构和产学研基地。鼓励企业扩大国际合作，设立境外研发机构，鼓励企业申请并合法使用境内外知识产权。强化深港科技合作，构建深港创新圈，建设深港技术创新合作基地和香港高校深圳产学研基地，促进两地在科技、产业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与融合。积极开展多边和双边国际科技合作，承接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转移。
（二）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在深圳布局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作用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要科研机构和重大创新能力建设项目。加快建设华南超级计算中心、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深圳产业创新研究院。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工程实验室等区域创新支撑平台。支持产学研合作和区域联合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强化知识产权工作机制。建设一批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
（三）完善创新服务体制。优化整合财政资源，加大财政资金投入，重点支持国家战略性重大科技研发项目、竞争前技术、共性技术的研究和公共平台建设，扶持一批面向产业和服务社会的新型公共研发机构、创新服务机构和成果转化机构。大力培育和发展技术评估、技术转移、产权交易等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引导其向专业化、规模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发挥政府和中介组织在促进科技成果交易中的作用，将深圳发展为国际化科技成果交易中心。完善创新创业融资环境，鼓励发展创业投资。加大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力度。
（四）创新人才管理体制。整合人才管理职能，创新人才引进、培养、评价、任用、激励和服务保障机制，彻底打破人才身份限制，促进人才合理有序自由流动。开展外国专家工作许可证审批发放和组织涉外培训工作。改革科技奖励制度，突出政府科技奖励的重点，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设奖。营造吸引全球创新人才的制度环境。
（五）深化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大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机制。建立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支持开展行业、国家和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加快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人才评价体系。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开展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创新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
六、以深港紧密合作为重点，全面创新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
基本思路：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以深港合作为重点，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推动区域间要素流动便利、城市功能互补，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创新对外经贸发展方式，率先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形成与国际接轨、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体制机制。
改革重点：
（一）全面推进深港紧密合作。在粤港澳合作的框架下，进一步巩固合作基础，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完善合作机制。通过全面推进深港紧密合作、融合发展，提升城市功能，优化生产力布局，增强辐射带动能力，在粤港澳共同打造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为粤港澳成为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之一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与香港功能互补，错位发展，推动形成全球性的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中心。积极开展粤港澳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加强金融合作，巩固和提升深港在全球金融竞争中的地位。加强海空港航运合作，加快深港机场合作进程，进一步加强深港在高端航运服务领域的合作与融合，打造世界级的港口群，支持建设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物流枢纽、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多式联运中心和供应链管理中心。加强深港商贸合作，创新商业模式，共同打造具有商业贸易、展示推广、旅游休闲等功能的国际商贸中心。加强深港社会、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加快推进深港城市规划和交通、信息、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对接和建设，实现资金、货物、信息等要素流动更加便捷和安全有序，加快实施深圳居民往来香港的便利措施。更加注重借鉴港澳办事规则和运行机制，不断探索合作的新途径、新形式、新载体。加快推进前后海地区的规划建设和体制创新，作为加强与港澳合作和参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重要载体。健全深港澳打击走私合作机制，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二)创新对外经贸发展方式。进一步深化涉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涉外经济管理与国际惯例对接，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深化口岸管理体制改革，探索海关、检验检疫、边检等口岸查验方式创新，实施单一窗口或"一站式"通关模式，规范口岸物流、客流管理，加大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大通关"进程。整合口岸信息资源，推进"电子口岸"建设。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积极培育自主出口品牌，鼓励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大力扶持和培育本土跨国公司。率先实现出口加工制造业的优化升级。探索完善服务贸易统计和监管体系。积极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创新招商引资机制，鼓励支持跨国公司在深圳设立区域性总部。加快前海湾保税港区建设，充分发挥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功能作用，提高运行质量和效益。
(三)积极推进区域合作。充分发挥深圳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推进"深莞惠"紧密合作，全面提升珠江口东岸地区整体竞争能力。探索支持城市群发展的相关政策，加快建设辐射周边地区的快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强与省内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立足国内拓展发展新空间，加强与内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经济合作。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企业到境外设立研发、生产基地，开展跨国并购，探索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园区，进一步扩大与东盟的合作。
(四)积极主动应对开放风险。加强外贸运行预警体系建设，健全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建立产业安全监测系统，引导和规范外资并购健康发展，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健全"走出去"应急保障机制，支持企业建立海外投资风险防范制度，规避跨国经营风险，实现对外开放的规范、有序、可控。
七、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城市
基本思路：
以建设国家循环经济城市和生态文明示范城市为目标，建立健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制度，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完善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体制机制，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模式。
改革重点：
(一)探索建立环境资源的综合管理机制。推进环境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按照环境资源保护的整体性特征和一体化要求，整合环境资源的管理职能，构建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环境资源管理体制，建立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统筹协调机制，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标准，优化环境资源配置。
(二)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推进节能减排，探索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节约水、电、煤、油、气等的价格激励机制。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推动实施"绿色信贷"、"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等环保经济政策。积极深化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水资源保护，完善鼓励节水政策。探索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和环境权益交易服务中心，形成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节约集约用地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长效机制。
(三)探索适应经济增长的生态发展模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的引导作用，建立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吸引和鼓励社会资本及外资参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化改革。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促进环保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发展。
八、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综合配套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加强统筹协调，成立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本方案。建立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指导深圳综合配套改革的工作机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对综合配套改革进行评估和督促检查。
(二)积极稳妥推进。要继续解放思想，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特区精神，积极营造鼓励探索、大胆创新的宽松环境，要根据统筹规划、全面推进、分步实施、重点突破的原则，抓紧制定综合配套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率先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
(三)依法规范实施。综合配套改革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综合配套改革的有关内容超出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依法定程序报请审批。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由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依照特区立法授权制定法规或者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予以规范。
论司法改革中的“相对合理主义”
2000年12月18日 13:40 作者：龙宗智 来源：京,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并进而促进社会公正。为此需要进行一系列合理化变革，包括思想观念更新、组织结构调整、人员素质提高、制度程序改善等等。至于如何变革，则涉及不同的思路和策略。笔者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总体上只能放在社会大系统内，采取司法内外互动的方法，因而只能是条件论的、渐进性的、改良的，也就是说，应当奉行“相对合理主义”。
一、理论前提：公理化思想
相对合理主义并不意味着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它确认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些跨区域文化的、基于人类共同的生存条件和基本需要、反映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准则。社会共同体的规制也存在反映共同规律和要求的普遍性方法。因此，相对合理主义的理论前提是承认具有公理性和普适性的基本准则。就本文讨论的司法制度而言，下列要求具有公理性和普适性：在司法功用方面，司法成为社会主义的体现，成为社会关系有效的调节器和平衡器，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等；在司法建设方面，在合理社会监督下的司法独立，司法内部的非行政化自治，崇高而高明的法官等；在司法程序方面，程序正当化，法官中立以及利益规避，诉讼公开，诉讼平等，诉讼的参与性，诉讼的及时终结性等等。
对于司法制度基本准则的普适性质，近年来已形成相当的国际共识。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以来的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件到与此相关的关于司法活动的一系列准则，如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执法人员行为守则、检察官作用的准则、律师作用的准则、少年司法最低限度司法标准规则等国际法文件，其基本内容表明了不同社会在司法制度的基本构架和操作上的共通性；这方面的实际运作状况表明，对公理性准则的尊重已成为普遍的趋势，例如刑事诉讼国际标准的提出和普遍认可（注：参见岳礼玲、陈瑞华《刑事程序公正的国际标准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樊崇义《论联合国公正审判标准与我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民事诉讼领域中以国际化、宪法化、社会化为特征的改革趋向等等（注：Mauro Cappelletti:"Fundamental Guarantees of the Parties in Civil Litigation: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nternational,and Social Trends",25 Standford Law Review 651,Copyright(c)1993.）。
普遍准则的提出和确立是近代理性主义旗帜下制度合理化，即诉讼合理主义的产物，同时它又与超越任何实证法的自然法思想有关。这里所说的合理包括价值合理与技术合理两个方面。价值合理是指承认基于人类基本生活条件和基本需要的目的性要求，它与自然法思想相接；技术合理，根据M.葛兰特的说法，是指采取有效手段达到既定目的的合理计算，它与实证法中制度与程序的技术性设置相关。普遍准则直接反映人类在社会规制方面的价值合理性要求，如任何人不受非法的逮捕和审判，不受酷刑和其他非人道待遇；同时也反映基于普遍经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技术合理性规则，如司法独立（目的是保证审判公正，从而有效保护应当保护的社会利益）。
然而，公理性法律原则（注：法律原则有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之分。参见孙笑侠《基本原则与行政法》，载《法治研究》第2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孙教授在文中引用了苏联法学家雅维茨在其《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一书中的一段话：“在由法律实践所发展了的非常重要的公理具有特殊意义并扩展到整个法律工作的领域时，它们也应该包括到这些原则之中。特别是关于任何人都不能做他自己案件中的法官和任何人都不应由同一个犯罪而两次受审的主张，就属于这种公理。这些公理的明显性和无可否认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不需要特别的法律说明，或者，严格地说是同样的，它们是对其他原则的详述。”）的普适性是相对的。它只意味着原则的普适性而非具体规范的普适性。这是因为：
第一，法律多元是一种不能忽视的现实（注：对于法律多元，千叶正士先生强调的是“固有法的同一性”，即移植法与固有法的互动，使源于固有法中的一个基本法律原理作为其他原理包括移植法的基本原理的基础而起作用（参见千叶正士《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基本上只有在将移植法和固有法作为两种操作规范体系的意义上是有价值的，而从前述具有公理性、普适性的基本法律准则看，强调移植法和固有法的区别则缺乏意义，甚至容易误导。）。本文中所称法律多元，首先是一种法律价值观的多元，即不同社会的人们对于不同法律价值的意义认识不同，进而由不同的价值等次排列形成不同的价值体系。例如，同为西方社会，英、美与德、法的法律价值观就有区别。一位美国学者曾在比较法国与美国刑事司法制度时指出：“人们认为，目前在法国，经授权的政府干预个人生活的情况，比在美国广泛而深入。……这是因为法国由于历史和经验的缘故更担心犯罪，因而为了获得更多的保护他们宁愿给予政府当局以较大的权力。美国人，至少到目前为止，因为非常害怕政府干预而不愿赋予政府官员以控制个人生活的广泛权力。”（注：〔美〕乔治·W·皮尤：《美国与法国刑事司法制度之比较》，《法学译丛》1986年第4期。）而东西方社会之间，由于所谓团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认同差异，反映在制度上的差别就更为明显（注：法国学者J·埃斯卡拉在考察中国的社会与法制之后得出结论：东西方文化的对比性在法律领域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笔者也曾就中美两国刑事司法的价值观和手段体系（刑事司法制度）作过比较（参见《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1期）。可以说当时的对比性更为明显，近年来，尤其是通过刑诉法的修改，情况有所变化，但价值观与手段体系的差别仍然是十分明显的。）。在对普遍原则的适用上，不同的价值观念可能导致在承认一般原则的时候强调某些原则而淡泊另一些原则，同时也可能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实施方式。例如无罪推定，不同国家重视的程度可能不同，而且在不同国家具体的表述和贯彻的方式也可能不同（注：例如强势的表述为：任何人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都应推定为无罪；弱势的表述为：任何人在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不得认定为有罪。此外无罪推定原则所含控方举证责任、被告诉讼待遇等具体内容也有区别。）。其次，法律的多元意味着方法的多元。就司法制度的设置和运行而言，方法多元意味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共同体在同一目标之下可能采用不同的司法方式。例如，有的社会在司法上可能比较适应直截了当地对簿公堂，凭法律和事实“硬性”解决的方式；而另一些社会，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视人情的社会，其司法总难以保持高度的对抗性。
第二，作为基本准则，应当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弹性的指导规范。也就是说，作为基本准则，即使有时被称为“最低限度”标准，也仍然具有执行的上限和下限。只要不背离其质的规定，在化为具体规则时，可以采取不同的样式。例如司法独立，从质的规定上看，必然排斥任何其他社会力量对司法活动的干涉与强制，但合理的社会监督却不可避免（如平民介入审判、舆论评价审判、政治任免程序间接影响审判等）。当然，独立与受制的比例与性质，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体制下有较大的区别。又如，根据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即避免二次危险的人道主义原则，如果一个人经刑事起诉被判定无罪又因同一罪行再次被起诉和审判，即使是因为发现新的有罪证据，也被普遍认为是违背这一公理性原则的。然而，当一审法院判决无罪后，控诉方能否上诉（抗诉）从而引起可能恶化被告处遇的二次审判程序，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这是“二次危险”，有的则认为这是未完结的第一次程序的继续（注：大致上是英美等强调权利保护的国家持二次论，法德等职权主义国家持继续论。但不尽燃，如英国一些学者也建议赋予控方上诉权，控方上诉后可以加刑。参见J.R.斯宾塞《我们需要起诉人对判决的上诉吗？》，英国《刑事法评论》1987年第11期。）。国际社会似乎并未将“继续论”视为违背基本准则，也未强求两种认识或做法的统一。
上述两个原因，即法律多元和公理的包容性，使得普适性原则为适应不同社会时势会演化为具有不同特征的规范体系。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一方面，我们不能削足适履，不顾本土状况而完全根据某类西方国家的模型来塑造中国的法治；另一方面，承认法律多元并不能否定公理的一元性，承认基本原则的包容性和弹性并不能否认其质的规定性。多元性和包容性不应当用来作为某些不合理（指在公理意义上不合理但可能具有现实的、暂时的“合理性”）现象存在的理由。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我们对法律原则公理性和普适性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我国对国际法律和司法准则的正式确认可为其标准：迄至1998年底，我国已参加17个国际人权公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10月我国政府宣布加入《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国际公约》。对法律公理性和普适性的承认，使我们承担了一种道义上和法律上的义务，即在本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在充分注意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应以公理性法律原则为立法和司法的前提和长期目标，通过切实推进司法改革，使立法与司法同普遍的法律准则逐步一致起来。
二、理论出发点：条件论
相对合理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应对理论，其理论出发点是我国法治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现实（注：这里采用法治初级阶段的说法，不是出于从众心理，也不是将其作为一个随意装东西的“筐”，而是考虑到其他的言说方式难以更准确地表示这种状态，同时它又具有易于被理解的言说基础。）。法治初级阶段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支撑通常所谓现代法治的某些基本的条件还很不充分。
我国尚不具备支撑现代法治的社会结构。现代法秩序的一项重要前提是社会集团的多元化。在集团多元的情况下，为了公平地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必须制订一套中立的、具有普遍性和自治性的法律规范（注：参见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第2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由于我国的法治缺乏这种社会结构的支撑条件，我们的法治战略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予以推进，关于法律与司法的改革也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思考。这可以称为一种“变形虫式的思维方式”（注：千叶正士在《法律多元》中将日本人那种在法秩序中“超越官方法的规则却不藐视它的权威”的特点，称为“变形虫式的思维方式”。），即在一定时段内以某种方式变通某些基本准则却不藐视它的公理性权威，随着条件的具备再进一步实现该普适性要求。
法治的推进与司法的改革还面临一系列制度的设置问题。例如，由于缺乏自治性制度背景，司法独立至多是一种技术性独立，即在具体案件的诉讼过程中为实现司法公正而排除非程序性的干预（注：参见龙宗智、李长青《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载《法学》1998年第12期。）。这种技术性独立因缺乏体制的保障必然是不充分的。在目前体制中，权力机关对诉讼个案的监督和干预，无论其实现个案公正的效果如何，都势必侵犯审判的独立性（注：《法制日报》1998年12月3日报道，四川广元市元坝区人大常委会发现区法院判决一起案件不当，要求法院“此案必须重新调查审理”，后又致函法院“限期整改”，区法院重新调查审理后作了改判。人大对法院的此类个案监督即使在理论上缺乏正当性，却不能说没有实体法的根据。）。法的自治性的缺乏还使司法机关难以采用自治性的组织方式而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采用行政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这使得审判委员会制、院长庭长行政负责制很难避免。
由体制和文化所决定，在社会规范体系中的法律至上以及在司法体系中的审判至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难以确立（注：正如季卫东先生所言，“在中国的现实条件没有根本改变的状况下，建立一个法律至上、审判中心的正义体系的试图很难如愿以偿。勉强为之，则易与‘置天下于法令刑罚之中’的法家同构化。”《法治与选择》，《中外法学》1993年第4期。）。这种状况必然影响到法律制度的设置方式和实施状况，例如司法管辖权范围狭窄，司法判决的既判力和权威性不足，民事经济案件的“执行难”成为判决执行之常态。
缺乏知识化的、具有高度职业道德水平的法律家群体是法治主观条件不足的表现。当前的司法行政官员不仅业务能力不足，而且现代法律意识、操守和品质等素质全面不足。这种状况不可能在一朝一夕改变。现代法治的技术化与精密化（是法治的精密而不一定是法规的严密）以及行为主义（而非法规主义）特征，使法治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司法官员的操作，因此，法治主观条件的不足必然扭曲法的实施方式，损害法的实施效能。
上述问题还直接、间接地牵涉一个影响法治的根本性问题——经济资源。现代法治秩序的维持，司法制度与程序的运行，高素质的司法官员的造就，需要相当的成本。例如，在美国，一项标准化的对抗制审判，即使不是非常复杂的案情，从预审、选择陪审团、法庭调查、辩论到判决，可能会用近一年时间，花去数万、甚至数百万美元。在我国的实际司法操作中，有时仅因缺乏办案经费而不得不采用违规的方法来完成基本的司法任务。显然，中国建立现代法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创造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此外，虽然国人对法律的原则、社会治理的方略以及国家的现状有了相当的认识，但无论是认识本身还是解决方案，仍然缺乏一种充分的理性精神：或者迁就现状，或者习惯于缺乏合理性根据的折衷和妥协，或者偏爱人治而非法治。法治的推进者和司法的改革者除了遇到各种容观限制外，还受到各种非理性的主观制约和羁绊。这将使法治进程更加步履艰难。
任何社会目标的实现均有赖于相关社会条件的成熟。虽然我们应积极地创造条件而不是消极地等待，但如果条件远远不具备，则意味着某一目的近似“乌托邦”。“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地证明，理论上很完美的制度并不一定可以付诸实施，而行之有效的制度却未必是事先设计好的。”（注：季卫东：《法治与选择》。）目前中国法治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法律制度本身而在于支撑制度的条件未具备。我国司法中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种种现实条件的逼迫而采取一些不尽合理的方法，以求保证大致的结果合理性。而改变这些不合理或不尽合理的做法，有待于一系列条件的具备。例如，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在笔者看来是缺乏法理根据的（注：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在实质上损害了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在案件诉讼和审决的意义上是一种法官个人独立，因为司法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性的，全部司法程序是为保证审判法官的客观判断和公正裁决而设置的，而司法责任也是个体化的。审委会作为一个超越审判法官的机构对个案代行了法官的审决权，就侵害了法官在审判中的独立性。第二，它破坏了审判合理性原则。现代审判制度都是一种以各种程序作为保障的直接审理制，而审委会采取间接审理，脱离了直接的证据和事实的接触与审查，规避了审判程序对法官的制约，成为不审而判的法官，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它是有悖于审判理性的。）。尽管如此，目前马上取缔审判委员会仍涉及条件问题：法官业务和道德素质令人担忧；法官数量庞大，在同一法院内司法难以统一和协调；法官尚难以独自承担重大案件判决的社会压力，客观上仍需要一种责任分散或转移机制，等等。这些直接条件又与另一些条件相联系。例如，法官待遇不提高，要保证司法廉洁存在一定难度，但待遇的较大幅度提高，又涉及一系列其他的问题。在应当满足的条件未能满足而又要保证起码的司法公正的情况下，就不得不采用一些不甚合理的方法，如行政性监督的方法。在直接审理的基础上，由一批法官精英有选择地对少数案件进行间接审理，加上明智的主持和引导，其正确性不一定弱于素质不高的法官的单独审理。
应当看到，在一定条件的支撑下，制度对于条件也有一种反作用，即制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对相关条件产生“拉动”作用，驱使人们为了实现制度要求而以超常的努力去创造制度条件。另外，鉴于制度本身的稳定性与社会条件的变动性之间存在矛盾，也需要制度的适当超前以适应一定时期内社会条件的变化。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制对条件的超越都具有某种积极的作用，也可以视为是有效率的。然而，就制度拉动而论，应当注意：
第一，制度拉动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在制度与相关社会条件距离不太大的情况下，制度“先走一步”才能对社会条件产生一种正向的拉动作用。否则，如果某一制度走得太远，根本不具备或基本不具备该制度实施的土壤，那么不仅新制度是无效率的，而且因破坏了原有制度形成的有序状态，会使整个情况变得更糟。
第二，即使是“先走一步”，也并非完全是正向的效应，很可能要付出一定程度的制度无效率的代价。对于不具备实施条件的局部，所设定的法律规范必然是无效率的，将造成局部性的法制破坏和无序状态的发生。
第三，我国立法的“先走一步”实际上已成普遍现象，因此主要问题不在于要无条件地提倡“先走一步”，而是要充分注意法制运行的条件问题。我国的立法速度并不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突出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及有法难依。梁治平先生指出：“法律与社会脱节！法律与文化脱节！这就是当代中国法的基本性格，这就是当代中国法的最大困境。”（注：梁治平：《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一个文化的检讨》，载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理论教研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法律室编《法律社会学》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我国法律实效性不足的基本原因就是现代法相对于社会条件的超前性。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法律超前问题应当十分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