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杨新京*
关键词：司法解释；罪名；刑法修正案
摘 要：在我国，具有司法解释权的机关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所作的司法解释对司法实践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对2002年3月26日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进行了分析，认为《补充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检法两家在刑法罪名认定上的分歧问题，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并提出了有关建言。
2002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这个规定就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刑法施行以来检法两家在罪名认定上的分歧问题，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一举得以解决，因而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补充规定》的发布，一举解决了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认定上的分歧
我国现行刑法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并在同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1997年刑法与1979年刑法相比，条文从192条增加到452条，罪名也从100多个增加到400多个。由于我国刑法分则对罪名的表述采用的是包含式，即在分则条文中不载明罪名，只规定罪状，将罪名包含在罪状之中，因而在确定罪名时需要进行分析。1997年刑法通过后，对于刑法分则中到底有多少个罪名，又应当如何称呼，法学家众说纷纭。在1997年一年之内，坊间就出版了各种各样的刑法教材100多部，但对到底有多少个新罪名，如何称呼，却各执一词。弄的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司法实际部门又不能按照教科书认定的罪名来起诉和定罪。因此，无论是理论学术界还是司法实际部门都迫切希望两高制定司法解释来正确认定刑法分则中的所有罪名。
但是两高对1997年刑法的罪名总数和罪名的名称也存在不同意见，并在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了各自发布司法解释的办法。1997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在这个“规定”中，认定刑法分则总共有413个罪名[1]；同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在这个“意见”中，认定刑法分则总共有414个罪名。[2]这多出的一个罪名，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第397条第2款）。与此同时，高法的《规定》和高检的《意见》对刑法分则渎职罪一章中第399条、第406条的3个罪名的表述也不一致。高法对刑法第399条第1款认定为徇私枉法罪，第2款认定为枉法裁判罪，对第406条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而高检对刑法第399条第1款认定为枉法追诉、裁判罪，第2款认定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对第406条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在我国，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具有司法解释权，但对罪名的认定不是采取联合而是各自发布司法解释，且对刑法分则罪名的总数和部分罪名的认定又不一致，使学术界甚不理解[3]。与此同时，司法解释上的冲突也给司法实际部门工作人员的操作带来了困难。例如，由于受各自部门的领导，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必须以高检规定的罪名起诉；审判机关在判决时又必须以高法规定的罪名定罪。因此，就会出现这样的难堪情况。即：检察机关如果以枉法追诉、裁判罪起诉，审判机关即使认为检察机关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在定罪时一定会以徇私枉法罪定罪量刑。再从实际情况看，自两高各自颁布关于罪名认定的司法解释后，从未发生过一起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起诉和定罪的情况。有鉴于此，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在这个规定中，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由原来的53个罪名减少到52个，其中减少的这个罪名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5]高检这个规定的发布，虽然从实际上说取消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使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的认识上归于一致，但在其他三个罪名的名称认定上仍不一致，司法解释上的冲突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02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一举解决了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名称认定上的分歧。《补充规定》正式确认：刑法第397条为两个罪名，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第399条第1款为徇私枉法罪，取消枉法追诉、裁判罪；第399条第2款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取消枉法裁判罪；第406条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6]。《补充规定》的发布，使刑法实施以来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认定上存在的分歧，在4年多后终于获得完满解决。
二、《补充规定》的发布，解决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
1997年10月1日刑法正式实施后，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以及刑法本身存在的一些不完善之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几部单行刑事法律，对刑法分则有关条文和罪名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这些单行刑事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这些单行刑事法律中，对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文做了修改：其中增加了一些新条款，修改了一些原有条款，取消了个别条款。由于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条文作了修改，必然带来对原有罪名的变更，以及适用法律上的疑难问题。
例如：1997年刑法第168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99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将其修改为：“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1997年刑法第168条的罪名认定为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其主体仅限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主观方面也仅限故意。《刑法修正案》修改后的条文将犯罪主体扩大到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主观方面也从故意扩大到过失。因此，根据修改后的条文，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同样构成犯罪。
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1997年两高公布的司法解释中没有这个罪名，检察机关从现有罪名中找不到合适的罪名起诉，审判机关也无法从现有罪名中选择合适的罪名定罪。任何一个省级以下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都无权自己创造出一个罪名来起诉、定罪。因此，尽管立法机关已对刑法分则第168条进行了修改，但由于两高未能及时对新增加的罪名作出法定解释，司法实际部门对修改后的刑法分则条文仍然不能适用。
再如：2001年1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被告人肖永灵（男、27岁），上海市金山区东泾镇人，曾在1995年7月因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01年10月18日，肖永灵将两封装有虚假炭疽杆菌的邮件，分别投寄到上海市有关部门及新闻单位。法院审理后认为，肖永灵故意制造恐怖气氛，危害社会稳定，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系原犯盗窃罪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之内再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为惩治和防范恐怖犯罪活动，保障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依照刑法第114条和第65条第1款的规定，判决肖永灵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判决作出后，肖永灵不服判决，提出上诉。[6]
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三）》，对刑法第291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从《刑法修正案（三）》的对刑法分则的修改看，肖永灵的行为显然符合这条规定。由于该判决在上诉期间，未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刑法第12条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新法颁布之前正在审理的案件或者判决尚未生效的案件，适用旧法，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的，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新法。在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案中，如果依据1979年刑法第114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肖定罪，其最高刑为死刑；如果依据《刑法修正案（三）》对肖定罪，其最高刑为15年。两者相比，显然后者要轻。也就是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三）》之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案应当适用修改后的刑法分则第291条之一定罪量刑。但问题还是在这里，如果两高不能及时对刑法修正案增加的新罪名作出司法解释，下级检察院、下级法院仍然无法适用新法律。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亟须两高尽快对立法机关增加、修改和删除的刑法条文所涉及到的罪名作出司法解释。
2002年3月26日，两高发布的《补充规定》，正式对1998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中对刑法分则增加、修改和删除的条文所涉及到的罪名的认定，作出了统一解释，从而解决了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修改后，由于没有法定解释对新罪名的认定，致使司法机关无法适用新罪名的问题。
三、《补充规定》的发布，规范了刑法分则中的部分罪名
1、取消了奸淫幼女罪，对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强奸罪定性。我国1979年刑法中有奸淫幼女罪这个罪名，1997年刑法的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有学者认为，刑法的这款规定，已经明确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仍然是强奸罪，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因为刑法分则中的独立罪名，后面都跟有法定刑。也有学者认为，奸淫幼女罪已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了多年，应当继续保留。[7] 1997年12月两高颁布的司法解释都保留了这个罪名。但随后产生的问题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那么，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奸淫幼女罪的，要不要负刑事责任？有人认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对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负责，其他犯罪概不负责。有人认为，根据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奸淫幼女罪显然要比强奸罪性质更为恶劣、后果更为严重。因此，应当负刑事责任。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定论，司法机关只好根据自己对刑法的理解来执行。两高《补充规定》正式取消了奸淫幼女罪，对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强奸罪定性，从而也就解决了这个争议了多年的问题。
2、将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后的罪名使原来的冗长的罪名简化，与刑法第229条的规定更加贴切。
四、《补充规定》的发布，将刑法分则的罪名总数确定为418个
3月26日两高颁布的《补充规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97年以来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对刑法分则的修改和补充而带来的罪名的变动，以及两高对1997年刑法中部分罪名做了修改。
1、经修改后，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总数由1997年刑法中的413个增加到418个
（1）1998年12月29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中增加1个新罪名，骗购外汇罪；
（2）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3个新罪名，即：刑法第162条增加了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刑法第168条增加了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但同时取消了原有罪名，即：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
（3）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中增加了3个新罪名，即：刑法第120条增加了资助恐怖活动罪；刑法第291条增加了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4）2002年3月26日两高《补充规定》取消了1个原有罪名，即：刑法第236条中的奸淫幼女罪。
2、根据三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中10个罪名进行了变更
（1）根据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对4个罪名进行了变更。它们是：将刑法第174条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变更为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将刑法第181条第1款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变更为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将刑法第181条第2款变更为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将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变更为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
（2）根据2001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将刑法第342条非法占用耕地罪变更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3）根据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对5个罪名进行了变更。它们是：将刑法第114条投毒罪变更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15条过失投毒罪变更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刑法第125条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变更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27条第1款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变更为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27条第2款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变更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
3、对两高过去发布的司法解释中存在争议的3个罪名进行了修改
它们是：将刑法第399条第1款枉法追诉、裁判罪修改为徇私枉法罪；将刑法第399条第2款枉法裁判罪修改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将刑法第406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4、对两高过去发布的司法解释中表述不确切的2个罪名进行了修改
它们是：将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五、对两高司法解释的建言
1、对司法实践中涉及检法两家业务的法律，尽可能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我国惟一具有发布司法解释的机关。其根据是：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自1981年以来，两高曾多次就涉及检法两家业务的法律，联合发布司法解释，对指导司法实践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反之，如果两家对罪名的认识不能取得一致，势必给司法实际部门工作人员的操作带来困难，也与刑诉法第七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原则所不符。
2、在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应及时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增加、调整和取消罪名，以适应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的修改。如前所述，立法机关在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或者是增加了新条款，或者是修改了原有条款，或者是取消了个别条款。这也就势必导致刑法罪名的修改和变动。但是对刑法罪名修改和变动的法定机关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其他任何一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无权进行。因此，我们认为在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两高应及时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增加、调整和取消罪名，以适应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的修改。不应再发生像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1999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就对刑法第168条进行了修改，但是直到2002年3月两高才对该条文规定的罪名作出修改的事情，这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宗旨不一致。
* 作者：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办公厅、劳动部办公厅、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有大中型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问题研讨会纪要》的通知
国家经贸委办公厅 等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办公厅、劳动部办公厅、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有大中型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问题研讨会纪要》的通知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办公厅、劳动部办公厅、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办公厅、劳动部办公厅、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有大中型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问题研讨会纪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经贸委（经委、计经委）、劳动（劳动人事）厅（局）、总工会、全国城镇集体经济研究会理事单位：
现将国家经贸委、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城镇集体经济研究会联合召开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问题研讨会纪要印发你们。希望你们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分离的工作。
国有大中型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问题研讨会纪要
1995年5月28～30日，国家经贸委、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城镇集体经济研究会在南京市联合召开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问题研讨会。会议听取了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劳动部副部长林用三、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方嘉德、全国城镇集体经
济研究会会长戴苏理和执行会长何光等同志的讲话。江苏省委副书记许仲林和副省长于兴德同志也到会并讲了话。上海、南京、成都、福州、平顶山等地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介绍了有关经验。现将会议情况纪要如下：
一、分流、分离、势在必行
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步骤，对企业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关键性意义。这是与会者的共识。
据悉，目前全国国有企业富余人员不少于1500万人。若按人均年工资4500元计，企业每年多开支工资675亿元。
上海市总工会对9626户企业的调查统计显示，1994年6月底，尚未安置的下岗待工人数占职工总数的5．2％，男女职工分别为4％和7％，他们中间56．8％是36～45岁的大龄职工。另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放长假待岗人员已达300万人。
目前全国企业自办的中小学校有1．8万所，在校学生610万人，教职员工60万人，每年办学经费约30亿元（不包括基建投资）。全国企业与非卫生部门自办的卫生机构11万个，约占全国卫生机构的2／3，职工140万人。企业自办其他后勤服务单位更普遍。
“企业办社会”和富余人员问题，不仅导致企业低效、财政减收、资源浪费和机制僵化，已成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增强活力的严重障碍，而且将影响社会稳定，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二、既要积极，又须慎重
鉴于这两大问题成因复杂，涉及面广，同职工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企业间、地区间差异又相当大，且目前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尚在建立过程中，因此，与会者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既要积极，又须慎重，应把握好如下原则：
1．分离分流是企业的事，更是政府的事。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允许多种可行形式并存、竞争，不搞“一刀切”。同时注意治标同治本衔接，使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成为促进我国逐步建立企业破产、减员和社会保障、再就业相结合的新机制的过程。
2．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职工三方面积极性，十分重视依靠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按照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有利于”积极探索解决途径。
3．要坚持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宗旨和路线，立足于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组织分流职工和分离单位开展“第二次创业”，发展劳动力市场，广开就业门路，为企业自主用工、职工自主择业创造条件。
三、“企业办社会”分离：经验与难点
1．“企业办社会”转制，实质是社会职能同企业经济职能分离，实现服务事业社会化。这种职能分离，目前能一步到位的极少，大多企业采用多种形式、分步实施。
——先改造，后分离。太原绒织印染厂先给待分离单位适当投入，添置设备，培训人才，让其形成独立经营基础后直接进入市场。
——先承包，后分离。西北国棉七厂实行医院、学校经费总承包和其他后勤服务单位工资奖金总承包，待承包单位具备条件时再分离。
——先在企业内部实行职能分离。攀钢集团将分散在各二级单位的服务部门分离出来，在全公司范围内组建了专业化的服务经济实体。
——采取双重身份的不定期过渡形式。中航成都发动机公司职工医院，由市卫生局授权增挂“成都市新华人民医院”院牌，全面开放社会医疗服务，企业定额拨给医院事业经费，逐年递减，医院自求收支平衡，但未定分离期限。
——由企业同政府部门签订了明确的分步到位协议。太原钢铁公司已同当地教育部门达成5年内分步移交企业自办中小学的协议，企业支付的教育经费以1994年实际支出为基数，逐年递减20％。
2．据与会者反映，“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当前存在如下难点：
（1）政府接纳能力不足，关键是经费。如成都市企业自办中小学若全部分离出来，一年需办学经费1．8亿元，市政府目前尚难承受。
（2）企业担心医院、学校交出后反而加重负担。据12个“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调查，职工医药费相当工资总额的比例，有自办医院的企业为6．7％，而城市平均为9．7％。青岛市一个矿办学校交县办后，学校“集资”、派车、要煤，企业都不敢拒绝，因有职工子女在校上
学。
（3）有些厂办学校或卫生机构没有竞争力，或者当地同类机构已饱和，分离后很难生存。而办得好的职工子弟学校，企业则担心交出后可能降低教学质量，影响企业职工队伍稳定。
（5）企业内部单位分离经营后增加纳税环节，企业顾虑重复纳税或加重税负。
四、富余人员分流：经验与困难
1．企业富余人员分流，经各方努力，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分流的难度也在加大。上海市总工会调查的9626户企业，从1993年1月至1994年6月，共分流安置了下岗待工人员289644人（次），但仍有199038人尚未安置，其中21．8％已下岗两年以上。从动
态看，未安置人数逐年增加，下岗待工周期趋长。已分流安置的人员，按途径分，26．1％为企业内部转岗和三产安置，5．2％为劳务输出，其余68．7％依次分别为：企业内部待退休17．9％，流向社会15．0％，留职停薪12．4％，调出人员12．0％，提前退休6．9
％，其他4．5％。可见，其中仍有不少遗留问题，但这是现有环境中的可行办法。
2．目前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安置工作分别在企业、产业部门和社会三个层次进行。1994年，全国领取失业救济金人数不到富余人员数的20％。这表明，80％以上富余人员的分流安置任务仍由企业与产业部门承担。
许多企业建立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例如，唐山钢铁（集团）公司组建了劳动实业公司作为企业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它无条件地接收主体生产单位的下岗职工，组织转岗培训和劳动力供需洽谈、双向选择。同时，组织未上岗职工开展生产自救和从事临时性劳务。目前一般企业
分流富余人员的门路主要是发展多种经营，特别是第三产业。
产业层次组织分流安置工作，成效较显著的是上海纺织和北京一轻。上海市纺织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成立了劳动力置换公司，作为其系统内劳动力结构调整中实施战略决策、协调、策划和置换的宏观调控机构，但不包揽富余人员安置任务。它与分设在上海纺织各行业的16个工作站
组成网络，共享信息，联手操作，指导企业组织分流安置，或接受企业委托帮助策划和协调。该公司同上海航空公司联手组织纺织女工报考空中乘务员，有2317人报名，录取18名。由此引发的“空嫂效应”，大大促进了纺织职工的再就业。仅招收“空嫂”三个月间，上海纺织职工就
分流15846名。上海纺织系统通过企业自行开拓就业门路、输送劳动力市场、职工挂职自谋出路、大龄职工“离岗不离编”集体劳务输送和年老体弱者退养等“五座桥梁”，自1991年以来已减员15．7万人，占1991年职工总数55．16万人的28．5％。
北京一轻总公司结合国有资产存量调整，成立京轻劳务开发公司。它以转业培训和信息交流为中心组织职工分流。培训项目面向市场需求。通过培训，职工不仅学了新的技能，而且增强了自主择业意识。“退二进三”试点单位北京火柴厂，经培训后，35％职工自己找到了就业门路。
社会分流安置，是以劳动部门为主，综合运用国家政策扶持和职业介绍、就业培训、失业保险和劳服企业等就业服务手段，促进失业职工再就业的实现，并帮助企业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当前的任务是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劳动部报告在全国实施“再就业工程”。
3．据地方与企业反映，当前企业富余人员分流的困难主要是：
（1）富余人员分流安置的关键是开发，开发性安置和转业培训需要一定资金投入，但目前大多数企业和地方产业部门缺乏资金来源。
（2）由于失业保险制度还不完善，承受能力有限，社会安置路子不宽，企业仍担负着主要安置任务。
（3）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部门之间、所有制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差异较大，制约着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4）国务院1993年发布的《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国务院第111号令）规定的国家扶持企业发展多种经营分流安置富余职工的减免税政策，在财税体制改革后，许多地方难以继续执行，从而企业分流安置的难度增大。
（5）由于一些企业经济效益不好，有的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国务院关于保障职工基本生活和《关于发放国有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紧急通知》银传〔94〕34号）规定的基本生活费在一些地方和企业还不落实，形成不安定因素。
五、鼓励社会各方面兴办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中小企业，发挥它们对分流、分离的作用
1．与会者普遍认为，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完全依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行，从根本上要着眼于发展经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需要国家从总体战略和各方面具体政策上鼓励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企业形式共同发展。公有与私有企业要共同发展
。公有企业中，国有与非国有企业也要共同发展，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合作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都是公有企业。
2．与会者分析了集体企业对就业安置作出的贡献及其面临的困难。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1700万待业青年需要安置就业的压力，根据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三结合”就业方针，各地方和企业按照“组织起来就业”的方针，大力兴办集体企业，成了当时安置就业的
主渠道之一。1984年城镇集体企业职工人数比1978年增加1168万人，增长57．0％，同期国有单位增加1186万人，增长15．9％，二者净增绝对数十分接近，增长速度则集体企业大大快于国有单位。但是，由于多数城镇集体企业继续沿用“二国营”模式，并受不利发
展的政策制约，80年代中期以后，集体企业职工人数增长趋向停滞。1992年同1986年相比，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增长16．7％，而城镇集体企业仅增长5．8％，1993年还比1992年净减228万人，1994年比1993年继续减少182万人。有鉴于此，与会者呼吁
政府研究、调整对城镇集体企业的政策，以加快集体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3．会上交流的上海推行股份合作制促进国有企业人员分流、职能分离的经验引起与会者的兴趣。上海在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合作制的做法大体有三类。
一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将辅助部门分离改组为股份合作企业。如天原化工厂的运输队独立组建为股份合作企业“天原运输开发公司”，有偿租赁天原化工厂31辆卡车和加油站、维修工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该公司110多名职工全员入股出资30万元（150股，每股2000元
）。职工按完成的运输量计酬。改制前，一到下午二、三点钟就不肯再出车；改制后，主动揽活，随叫随到，加油站24小时对外服务。天原厂过去每年给运输队补贴约80万元，工资福利开支约90万元，改制后不仅免去了这些支出，而且每年收入租赁费50．5万元，增收节支合计2
00多万元。该公司从1993年7月1日成立至1995年3月底已实现利润322万元。它用利润再投资，加上贷款，已添置10辆卡车，并引进世界先进洗车设备对外服务。
二是国有企业开展多种经营、分离富余人员组建的股份合作企业。仅杨树浦区现在已办105家，职工2万多人，注册资本近2亿元，多数是职工股。宝钢新事业发展总公司也已于1993年改组为股份合作企业。
三是国有小企业由全体职工出资买断产权，改制为股份合作企业。国有弄堂小厂上海灯具厂由全厂202名职工一次买断，同时承担87名退休职工医药费、补助金等义务，于1994年4月改制为股份合作企业。股份全部为职工个人股，每人认股额依岗位工资系数与贡献有所差别，
人均5000元，经营者认股为平均额的3倍。改制后，全厂职工同舟共济，加快了企业转机、改造和开发步伐。1994年4～12月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倍，1995年1～4月又比上年同期增长近2倍。
4．会议交流了各级工会兴办工会企事业和职业介绍机构帮助分流富余人员的经验。1994年底，全国工会企事业单位已达13万个（其中经营性实体6．4万个），就业人数90万人，其中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困难职工家属和社会失业人员67万人。它们是以工会投入为基础兴办
的社团集体所有制企事业。重点发展直接为职工提供社会化服务和增强保障功能的产业，如职工消费合作社、职工住宅合作社、职工城市信用合作社、职工互助共济和互助保险合作社等等，并正在加快建立促进企业富余人员分流的再就业服务体系。工会系统举办的职业介绍机构成功介绍7
．8万失业职工再就业，培训失业人员78万人次。30多个城市工会开办了以介绍失业职工和富余人员临时性就业为主要目的的扶贫解困贸易市场和扶贫基地，安排了近50万下岗人员就业。他们发展职工技协组织的功能，推广应用新工艺、新材料，开发新产品，稍加扶持，就迅速形成
实体。工会系统的文化宫、俱乐部、体育场、疗养院和休养所等也向社会开放，发展旅游服务和文化娱乐事业。目前，各级工会正以股份合作制和会员合作制作为工会社团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实现形式，进一步发展工会企事业。
5．会议也交流了发展各种形式的中小企业促进就业的经验。在辽宁省，近三、四年来，区街经济的发展成为城市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全省区街经济产值从1990年80亿元增长到1994年700亿元，1994年仅纳税就达30亿元。区街经济灵活多样，创新力强，国有大企业
不易跳出本行业圈子去办的那些高新技术企业，区街经济却能兴办。
6．与会者认为，集体企业尤其是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可以为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国有企业职工分流作出重大贡献，但当前政策环境并不宽松。
（1）有关部门现行的经济类型划分标准规定，只有“使用集体投资举办的企业”或者“个人通过集资自愿放弃所有权”的企业才能认定为集体企业。这就排斥了劳动者自愿组合、自筹资金实现劳动合作的企业，与鼓励劳动者组织起来就业的方针背道而驰，而且要劳动者“自愿放弃所
有权”，显然是对劳动者的剥夺。
（2）有关部门关于集体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界定的行政法规只讲“产权界定遵循‘谁投资、谁拥有产权’原则”，即只承认资本增殖，不承认集体企业职工的劳动合作与劳动增殖。这将使集体企业产权受极大损失。此外，它还将集体企业税前还贷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也使国家
政策失信于民。这些规定已在不少地方引起企业和职工的疑虑，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继续扶持兴办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3）对股份合作企业职工自筹资金的股息完全等同于股份公司分红征收个人所得税，使职工出资承担了企业风险反而比银行存款和买国库券吃亏，因而限制了职工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股份合作企业的积极性。
（4）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银行信贷规模控制先保国有企业，往往无力顾及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的贷款需求。
六、政策建议
1．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分离是关系到改革深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的结构性重大调整，任务重，难度大，影响深，亟需制定战略规划和配套政策，并纳入正在制定的“九五”计划，以便指导和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分步实施。
2．分流、分离组建的新企业，应立足于尽早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新机制。政府要制定鼓励新企业建立新机制的政策，并改变现行法规、政策中限制新企业建立新机制的那些条款。
3．建议废除现行经济类型划分标准中关于“个人通过集资自愿放弃所有权”才能被认定为集体企业的不合理规定，并制定与落实鼓励自愿组合、自筹资金的“组织起来就业”的政策。
4．今后国有企业扶持兴办分流、分离企业，不管什么形式，一开始就应明确界定彼此的产权。采取借贷、租赁和产权有偿转让办法的，要签订双方权利、义务明确的合同。作为投资的，在享有权益的同时，应对企业承担责任。
5．为了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做好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工作，建议提出，凡安置下岗待工人员比例达到劳服企业标准的各方兴办的企业，应平等享受劳服企业的优惠政策。
6．为了鼓励和支持职工自筹资金，通过劳动合作创造就业机会，建议对股份合作企业中职工股金所得相当于银行利率（含保值补贴率）的股息免征个人所得税，同股份公司股东分红收入区别对待。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
7．要多方筹资、落实分流安置资金来源。建议筹集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安置专项基金，用于结构调整中的职工安置。
8．建议制定与实施鼓励、扶持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政策，包括金融、税收、信息、培训和咨询服务等各方面的扶持。
9．请各地政府部门认真贯彻国务院1993年第111号令，企业为安置富余职工而兴办的三产企业的减免税政策，可按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财税字〔1994〕001号文规定的劳服企业应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1995年1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