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印发《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社会用字管理办法》的通知

伊州政发〔2006〕16号




塔城、阿勒泰地区行署，自治州直属各县市人民政府，州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霍尔果斯口岸管委会：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社会用字的通知》（新政办发〔2005〕159号）精神，自治州人民政府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社会用字管理办法》个别条款作了修改，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原伊州政发〔2005〕13号文件同时废止）。
各地区、各县市、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语言文字工作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社会用字管理办法》，依法开展对社会用字的整顿规范，对存在的问题要认真纠正，确保自治州社会用字规范化、标准化，顺利实施自治州二类城市语言文字评估工作，为自治州精神文明建设和提升自治州对外形象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附件：文字排列标准图



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主题词：文化 语言 文字 办法 通知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社会用字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社会用字的规范化管理，促进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用字是指书写、制作、印刷的具有示意性、公共性，并在公共场所使用的哈萨克文字、汉文字、维吾尔文字、蒙古文字、锡伯文字、柯尔克孜文字、汉语拼音及外国文字。
第四条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是自治州社会用字管理的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
自治州文化、教育、民族宗教、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建设、工商、司法、公安、旅游、交通、民政、质检、城管等管理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社会用字管理工作。
第五条 社会用字应符合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及本办法中的规定要求。
第六条 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不包括自治县和民族乡）的公章、门牌、证件和印有单位名称的信笺、信封等应使用规范的哈萨克文字和汉文字。
第七条 公共场所、公用设施以及从事公共服务，凡需要使用文字的名称标牌、公益广告、界牌、指路标志、安全标语、交通标记和车辆上印写的单位名称；自治州生产并在自治州境内销售的产品名称、说明书等，必须同时使用规范化、标准化的哈萨克文字、汉文字、维吾尔文字。公共场所一般指：公共交通工具及候车（机、船）厅、售票厅；医疗机构的候诊区、诊疗区、病房区；影剧院、歌舞厅、录像放映厅、游艺厅；各类体育活动场所；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美术馆、档案馆、青少年宫；各类商场（厦、店），各类宾馆、酒店、餐厅，邮电、金融机构营业厅；幼儿园和托儿所；会议室（厅）。
第八条 党的机关的门牌颜色为白底红字，其他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门牌颜色为白底黑字；或使用目前普及使用的铜色门牌。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门牌的汉文字体一律用宋体，哈萨克文字及其他民族的文字一律用印刷体。
第九条 少数民族文字、汉字同时使用时，应当大小相称，比例为1：1，用字要规范。文字的排列方式：
上下排列的：少数民族文字在上，汉文在下，有外文的在汉文之下；
左右排列的：哈萨克、维吾尔、柯尔克孜文在右，汉文在左，有外文的在汉文之左。蒙古文、锡伯文在左，汉文在右，有外文的在汉文之右；
第十条 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门牌材料、大小可根据建筑物的情况自行确定；公章的刻制，少数民族文字在左，汉文在右，公章的规格尺寸由公安机关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门牌上的名称应为法定名称，应与公章上的名称一致。
第十二条 各类牌匾、商品名称、广告等不得单独使用外文或汉语拼音。
第十三条 自然地理实体名称、行政区划名称、居民地名称，各专业部门使用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口岸管委会及其所属部门和社区名称均应同时使用规范的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字；自治州行政区域内的各口岸可同时使用汉文、英文、俄文。
第十四条 汉字使用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有关规定为标准。不得使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不得书写错别字，禁止歪曲、自造成语。
第十五条 凡以少数民族语言称谓的人名、地名的汉字音译转写，应当根据自治区、自治州有关规定音译转写。
第十六条 自治州各级党政机关张贴布告、公告、召开大型会议和庆典活动的会标均应同时使用哈萨克文字、汉文字。
第十七条 凡违反用字的有关规定，将依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一条规定，由州、地、县市语言文字管理部门给予警告，限期纠正，对逾期不改者，予以通报批评，并根据此条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孙启亮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 , 金颖晔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技术侦查/刑事侦查措施/职务犯罪
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职务犯罪越来越趋于专业化、智能化、现代化，传统的侦查手段和措施已难以适应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需求，而法律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职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因而，我国应根据目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侦查工作的状况，完善法律规定，明确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同时注意保护人权与防止权力滥用。


　 技术侦查措施（亦称秘密侦查措施）是刑事侦查措施的一种，是指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据国家赋予的特殊侦查权力，运用各种专门的技术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力量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专门、特殊的侦查手段。包括跟踪监视、密搜密取、秘密辨认、刑事特勤、化装侦查、窃听、邮件检查、密拍密录等。目前，职务犯罪活动日益呈现出技术化、高智能化乃至有组织化等态势。但是，作为担负反腐败查办职务犯罪重要职责的检察机关，却因侦查手段的单一、落后，而难以适应侦查此类犯罪的需要。因此，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应当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并完善技术侦查的制度构建，以提升侦查破案能力，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

　 一、我国职务犯罪侦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必要性

　 （一）职务犯罪案件的新特点决定了需要技术侦查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诱导腐败的因素大量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在这种扩张力和抑制力的相互作用下，职务犯罪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职务犯罪行为更具隐蔽性，职务犯罪手段更显多样化、专业化、智能化，跨区域、跨国（境）职务犯罪日趋增多，信息社会职务犯罪反侦查力更强等。面临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特点，检察机关的侦查手段如仍安于现状、墨守陈规，侦查方式如仍停留在“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而没有新的突破和提高，是无法担当起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反腐败职责的。因此，在犯罪手段日益智能化、现代化的职务犯罪面前，职务犯罪的侦查亟需运用技术侦查手段，以提高侦查能力，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需要。

　 （二）从传统侦查模式走向现代侦查模式是适应新《律师法》的需要

　 司法实践中，受“口供中心主义”的影响，职务犯罪侦查通常实行的是“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即首先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再以口供为中心向外辐射，进一步获取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其他证据。[1]然而，随着《律师法》的修改，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权利越来越大，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保护途径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对“口供中心主义”的传统侦查模式的运用将会举步维艰，从而失去其应有的效果。因此，必须从传统侦查模式走向现代侦查模式。

　 （三）职务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是转变职务犯罪侦查方式的需要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多数依靠“由供到证”的传统侦查模式，办案人员能收集到的证据主要来自犯罪嫌疑人或行贿人员的供述。从工作效率、司法资源和社会效果等方面来看，这样的侦查模式不仅让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处于被动位置，一旦侦查活动陷入困境，甚至还会引发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的产生。因此，针对职务犯罪，从“由供到证”的侦查方式转换为“由证到供”的侦查方式，不仅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作为直接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检察机关，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等一系列制度。

　 二、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的适用现状

　 （一）我国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尚无有效的法律规定

　 现行法律只规定了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有技术侦查的决定权和实施权，而对于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由于《国家安全法》中规定的技术侦查是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人民警察法》中规定的技术侦查针对的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而职务犯罪案件一般不属于这两类犯罪，因而这实际上已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技术侦查决定权和实施权排除在外。

　 （二）检察机关往往通过借用其他侦查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来侦查职务犯罪

　 在实践中，检察机关侦查犯罪需要技术侦查时，因为没有法律规定而不能自行实施，只能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由公安或者国家安全机关协助实施，也即检察机关可以借用其他侦查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从实践中看，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弊端。

　 一是使用不够规范。由于一直是借用，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也就没有进行制度建设，例如没有进一步明确可以使用技术侦查的案件具体范围、审批的具体程序，这样就会导致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不规范。

　 二是启动程序复杂。检察机关因侦查职务犯罪需要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时，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后，再由公安或国家安全机关提供协助，而法律并无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必须予以及时配合支持，由此导致启动程序的复杂。

　 三是不利于保密。技术侦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秘密性，而实践中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往往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由此势必不利于案情的保密，尤其当检察机关侦查的对象为公安人员时更是如此。[2]

　 （三）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往往将技术侦查获得的材料转化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或证人证言，而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案件缺乏其他物证的情况下，证据就显得很单薄，难以适应打击、控制犯罪的需要。就证据的收集角度来看，常规侦查措施手段往往是回应型的，即一般在犯罪活动实施完成，犯罪后果基本形成后才实施。此时常规侦查手段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证据，以便对犯罪事实进行回溯性认识再现。但如前所述，随着犯罪人反侦查技能的提高，现场物证的发现率、提取率和利用率往往非常低，尤其是在那些“一对一”案件、无被害人案件中，取证难度更是不断加大，从而制约了侦查工作的打击犯罪效果。[3]

　 三、我国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制度构建

　 （一）限定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主体

　 检察机关承担着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也应当由立法授权成为技术侦查权的行使主体，这是检察机关打击贪污、贿赂等隐秘性犯罪的客观要求，也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精神，同时也与国外立法通例相一致，即无论是否属检警一体的机制，只要有侦查职能，就同样赋予技术侦查权。笔者以为，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统一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其他依法具有侦查权的机关都是技术侦查权的主体，必要时都可以运用技术侦查措施侦查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