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等
关于印发《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宣传部，政府教育、公安、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人事、劳动保障)、农业、林业厅(局)、扶贫办，团委、妇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体组织人事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宣传部、教育局、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人事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农业局、林业局、团委、妇联，部分高等学校党委：
现将《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改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培养新农村建设骨干力量和党政干部后备人才，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具有重大意义。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既注重激励保障，又强化竞争择优，确保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逐步建立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大学生“村官”队伍，现就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提出以下意见。
一、建立定期选聘制度
1、合理确定选聘规模和计划。中央计划从2008年到 2012年选聘10万名大学生“村官”，每年根据各省区市的行政村数量分配选聘名额，中央财政予以补助。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可结合本地实际，自行选聘一定数量的大学生“村官”，所需费用由地方财政支付。各地要合理确定选聘大学生“村官”的总体规模和年度计划，稳步有序推进选聘工作。大学生“村官”聘用期满离任的，或出现其他离岗等情况的，要把缺额纳入下一年度选聘计划。
2、实行定期、统一选聘。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一般每年集中开展一次。选聘工作原则上由省区市一级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团委统一组织实施或省、市两级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团委共同组织实施。选聘名额、选聘办法、选聘条件要提前向社会发布，并进行正面宣传引导，鼓励优秀高校毕业生自愿报名应聘。高等学校要积极配合做好有关工作。
3、严格执行选聘程序和条件。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央有关部门确定的选聘条件和发布公告、个人报名、资格审查、考试考察、体检、公示等基本程序，主要选聘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是中共党员或担任过学生干部的优秀高校毕业生。选聘过程接受社会监督，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度。选聘对象确定后，县级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与其签订聘任合同，合同中要明确双方聘用关系及大学生“村官”为村级组织特设岗位人员、系非公务员身份，细化管理考核、待遇保障、竞争择优、期满去向等方面的条款。
二、建立岗位培训制度
4、制定培训规划。省区市党委组织部要把大学生“村官”纳入整个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建立健全大学生“村官”岗位培训制度，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并每年至少举办一期示范培训班。市、县两级要组织实施好大学生“村官”培训工作。大学生“村官”任职上岗前，都要安排岗前培训。聘用期间，每年至少安排一次岗位培训，累计时间不少于7天。兼任乡、村团组织职务的，由共青团组织纳入农村团干部培训规划。参加培训情况，要作为大学生“村官”考核、推优的依据。
5、突出培训重点。大学生“村官”教育培训要针对岗位特点，坚持以政治理论和思想道德教育为基础，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涉农法律法规、市场经济知识、农村经营管理知识、农业实用技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开展调查研究、做好群众工作、进行自主创业等为重点，以提高做好农村工作、带领群众创业致富本领为目的。培训中要注重讲解“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介绍新农村建设情况和乡风民俗，传授开展农村工作的经验方法，帮助大学生“村官”尽快进入工作角色，打开工作局面。
6、拓展培训渠道。依托各级党校、行政院校、高等院校、干部学院、干部培训基地、远程教育站点、团校等，大力加强大学生“村官”的系统培训。通过优秀大学生“村官”介绍体会、乡村干部传授经验、组织大学生“村官”实地考察学习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强化大学生“村官”的技能培训。教育、科技、农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扶贫等部门要发挥优势，整合资源，积极开展大学生“村官”专项培训。高等院校特别是农业院校，要结合大学生“村官”特点和工作需要，开展继续教育和研究生同等学力教育。
三、建立配套保障制度
7、落实工作生活补贴。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和地方财政补助资金要按时拨付到位，保证大学生“村官”工作、生活补贴比照本地乡镇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水平及时发放。加强对大学生“村官”补助资金的管理，建立专项资金账户，确保专款专用。
8、落实社会保险。大学生“村官”聘用期间，按照当地对事业单位的规定，参加相应社会保险。其中在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的地方，应在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基础上，为其办理补充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的单位缴纳部分，由负责发放大学生“村官”工作、生活补贴的部门缴纳，个人缴纳部分由负责发放大学生“村官”工作、生活补贴的部门在个人补贴中代扣代缴，具体手续由县(市、区)负责发放大学生“村官”工作、生活补贴的部门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其中工伤保险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的工伤待遇，由负责发放大学生“村官”工作、生活补贴的部门发放。相关费用，纳入财政给予的工作、生活补贴范围。
9、落实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财政代偿政策。对于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农村基层的大学生“村官”，国家实行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中央部委所属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村官”的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由中央财政补偿和代偿。地方所属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村官”的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办法，由选聘地制定。对于被选聘到其他地区农村基层的大学生“村官”，鼓励选聘地补偿学费和代偿助学贷款。享受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政策的大学生“村官”，必须在聘期内考核称职。
10、提供工作生活基本条件。各地要结合实际，整合资源，为大学生“村官”提供工作、食宿等基本条件，帮助解决正常开展工作所需的交通、通讯等方面的问题，不断改善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生活条件。有条件的地方，可定期组织对大学生“村官”进行体检。要采取可靠措施，确保大学生“村官”人身安全。
四、建立跟踪培养制度
11、明确岗位职责。担任村党支部(党总支、党委)书记助理和村委会主任助理的大学生“村官”，主要协助做好以下工作：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上级党组织有关安排部署；组织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关任务，协助做好本村产业发展规划，领办、创办专业合作组织、经济实体和科技示范园；配合完成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矛盾调解、社会保障、调查统计、办事代理、科技推广等工作；负责整理资料、管理档案、起草文字材料和远程教育终端接收站点的教学组织管理、设备网络维护；参与讨论村务重大事项；参与村团组织的建设和工作。大学生“村官”担任村“两委”成员职务的，按照所担任具体职务确定工作职责。乡镇党委和村“两委”要结合本地实际和大学生“村官”专业特长，明确大学生“村官”的具体职责和工作分工。可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大学生“村官”担任村团组织负责人。
12、实行结对帮带。乡镇党委要为每个大学生“村官”确定1名乡镇干部和1名村干部，进行结对联系帮带，面对面进行帮助指导，提高大学生“村官”能力素质，了解掌握思想工作状况，注意做好心理疏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县级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经常深入调研，走访了解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生活情况，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13、注重实践锻炼。乡村党组织要给大学生“村官”压担子、交任务，帮助确定合适的项目和任务，鼓励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创业，并通过适当政策倾斜和市场机制办法，为他们提供支持，使他们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为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面貌多做工作、多办实事，使他们在具体实践中经受锻炼、干事创业。对大学生“村官”既要严格要求，又要鼓励他们放手工作，大胆创新。县、乡两级组织召开有关会议，可安排优秀大学生“村官”代表列席参加。积极推荐综合素质好、议事能力强的大学生“村官”作为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团代会、妇代会代表人选。
14、搭建交流平台。中央有关部门依托互联网和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建立大学生“村官”网络交流平台，加强与大学生“村官”的联系交流。各地可结合实际，依托当地政务网站、报纸、电视、广播设立大学生“村官”信息专栏，建立大学生“村官”网站，创办大学生“村官”工作报刊，为大学生“村官”提供多种交流平台。县、乡党委要定期研究大学生“村官”工作，注重听取大学生“村官”的思想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设立专用信箱、热线电话，及时收集、受理大学生“村官”反映的问题；共青团、妇联等组织要根据大学生“村官”的特点，组织开展优秀大学生“村官”巡回报告、经验交流等活动，推广宣传干事创业的先进典型和创业经验，为大学生“村官”相互学习交流、共同提高创造条件。
15、强化管理考核。各地要加强对大学生“村官”的管理考核，完善竞争择优机制，形成在实践中比干劲、比奉献、比业绩的鲜明导向，强化大学生“村官”苦干实干、创先争优的意识。大学生“村官”考核工作由县级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团委负责，乡镇党委具体组织实施。考核分为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考核采取个人述职、党员会议测评、村民代表会议测评、村“两委”班子评价等形式进行。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考核结果报县委组织部备案，作为续聘、奖惩、选拔干部、招录公务员、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补偿学费和代偿助学贷款等重要依据。对大学生“村官”要严格管理，加强监督，发现不良苗头问题要及时批评教育，加强正面引导。
五、建立正常流动制度
16、鼓励担任村干部。对表现优秀、党员群众认可、担任村“两委”主要负责人的大学生“村官”，要鼓励他们长期在农村基层干部岗位上建功立业。留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仍然纳入大学生“村官”名额，可以继续享受大学生“村官”工作、生活补贴。
17、择优选拔乡镇和其他党政机关公务员。各级党政机关要注重从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优秀大学生“村官”中招考公务员，并明确录用比例；乡镇机关补充公务员，要逐步提高从大学生“村官”中考录的比例。选调生主要从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大学生“村官”及其他到基层工作的高校毕业生中招考。从大学生“村官”中招考公务员和选调生，要坚持竞争择优、好中选优。报考公务员和选调生的大学生“村官”，须在聘期内表现优秀、考核称职，并经县级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推荐同意。
18、扶持自主创业。鼓励和支持大学生“村官”发挥自身优势和专业特长，立足农村农业实际自主创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贡献。各地要结合实际，建设和完善一批投资小、见效快的大学生“村官”创业园和创业孵化基地，认真落实高校毕业生创业的各项优惠、扶持政策，重点帮助和支持那些有创业意愿、创业能力、创业优势的大学生“村官”，带领群众创业致富。要强化大学生“村官”创业指导服务，积极开展信息咨询、项目开发、创业培训、创业孵化、小额贷款、开业指导、跟踪辅导等工作。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将大学生“村官”创业纳入促进青年创业就业总体部署。高等院校要积极开展创业教育和实践活动。
19、引导另行择业。对于聘期考核称职，不再留村工作或不参加公务员招考的，要帮助和支持其另行择业，择业前可免费参加一期职业培训；对于素质能力不适应岗位要求、不能正常开展工作的，或年度考核连续两年不称职的，要予以解聘，引导其另行择业。鼓励和引导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等用人单位，优先聘用(招用)具有2年以上农村基层工作经历的大学生“村官”。
20、支持继续学习。鼓励大学生“村官”继续学习深造。聘期工作表现良好、考核合格的，报考硕士研究生可享受初试总分加10分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优惠政策。鼓励高等学校结合办学实际，为大学生“村官”攻读研究生学位创造条件。
六、建立齐抓共管制度
2l、加强统筹协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建立由组织、宣传、教育、公安、民政、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农业、林业、扶贫、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通报有关情况，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工作任务繁重的，可成立专门工作机构，配备工作人员。有关大学生“村官”工作的重要政策、重要事项、重要活动，要集体研究决定，统一组织实施。
22、明确职责分工。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工作职能和业务范围，共同抓好大学生“村官”工作。组织部门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其他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财政、公安部门主要负责医疗、养老、工伤保险，报考公务员、研究生，另行择业，人事代理，户籍管理，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工作生活补贴等配套保障政策的制定、解释、检查、落实工作；宣传部门主要负责指导协调新闻媒体，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大学生“村官”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民政部门主要负责指导大学生“村官”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参加村委会选举等工作；农业、林业、扶贫部门主要负责利用部门资源开展大学生“村官”专项培训，指导大学生“村官”参与现代农业、林业建设和扶贫开发等工作。
23、落实管理责任。大学生“村官”的日常管理工作由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共青团组织负责。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团中央负责宏观管理，指导各级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团组织共同做好大学生“村官”的日常管理工作。省、市两级负责规划协调、组织指导、督促检查等工作。县级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主要负责建立大学生“村官”档案资料，做好考核工作，落实跟踪培养措施，提出选拔任用意见；团县委主要负责大学生“村官”的联系服务等工作。 乡镇党委、团委和村党组织负责具体管理、联系、服务等工作。
政治竞争导论(下)
第三部分 中国政治竞争的历史考察
亚里士多德指出：“对政治或其他各问题，追溯其原始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就可获得最明朗的认识。” 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史，是竞争性民主政治在中国兴衰沉浮的历史。重新掀开这过去的一页，总结其成败之原因，客观评价其历史作用，对于我们把握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过程，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民初多党竞争政治及其失败
勃发于清末民初的竞争性政党政治，以其比较彻底地结束传统政治结构，推进国内民主化的历史指向和基本内涵，客观地构成了我国近现代政治发展过程的启始与发端。同以后的政党活动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是第一次，而首先是在于颇有些结社自由，合法反对、公平竞争等色彩，其外在形式十分接近于西方式的竞争性政党政治模式。如果说中国也曾有过形式上的竞争性政党政治的话，那么最为接近者即为这一时期的政党活动了。
（一）两党制理想与多党竞争的浮现
伴随着鸦片与炮火，以竞争为本位的西方近代政治价值观念体系大量传入中国，对中国各阶层有识之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政党与政党制度方面，同样没有例外，早在《清议报》时期，梁启超等人即明确认为，“文明之国，但闻有无国之党，不闻有无党之国”；“天下不能一日而无政，则天下不能一日之无党”。 到《新民日报》时期，梁启超不仅对欧美及日本的政党活动着意介绍，更屡次撰文，阐发两党政治的理论。梁启超认为，两党政治有一系列优点：（1）两党政治通过朝野两党的竞争，能协调国会与政府间的关系从而使政府行之有力；（2）能代表民意并使国会与内阁受到国民的监督；（3）能选拔优秀人才建立起有能力的政府；（4）能促使内阁自我改进政策和缺点，从而处于健康状态。因政治无绝对之美，两党政治虽有不足，但相对其他政术仍最为优越。 张謇、黎元洪以至康有为等其他改良主义党派领袖亦一致赞成两党政治，认为应以英美为师，“国宜有两党”，“政党合例，以两大党对峙为原则”。 以上表明，建立两党形式的西方竞争性政治制度，成为各改良派政党及其领袖的政治共识。
革命党人孙中山、宋教仁等亦主张两党政治。宋教仁在起草国民党宣言时即明确表示一国只宜两大政党对峙，政党政治最好的运作方式是两党竞争，“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处于监督之地，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 孙中山也强调了朝野两党并存的必要性，“国民见在位党之政策不利于国家，必思有以改弦更张，因而赞成在野党之政策者必居多数。在野党得多数国民之信仰，即可起而代握政权，变而为在位党。盖一党之精神才力，必有缺乏之时；而世界状态，变迁无常，不能以一种政策永久不便，必须两党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国家之政治方能日有进步。” 因此，革命党人亦提出了建立两大政党对峙体系的主张。
1912年3月，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体现了民主宪政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袁世凯上台后，于8月宣布了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法规。《国会组织法》规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院议员274名，分别由各省议会选举各10名，蒙古、西藏、青海、中央学会及华侨的选举会共选54名组成；众议院议员596名，按每80万人口产生一名议员的原则由各省及地区选举产生；两院共同行使立法权；各院有2／3议员出席方能议事；到会议员3／4通过的议案方能成立。《选举法》规定采用“限制选举制”，主要的内容大致是：凡年满21岁的男子，在选区内居住2年以上，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有众议员及省议员的选举权，这些条件是：（1）每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2）有500元以上的不动产；（3）小学以上毕业；（4）具有小学以上文化水平。而取得众议员及参议员当选资格者年龄要分别在25岁及30岁以上。众议院议员的选举分初选及复选两阶段进行；初选以每县为各选区，复选由若干初选区组成；先在初选区内按应选议员名额之一定比例选出“初选当选人”若干，再集中“初选当选人”于复选区进行选举，分别产生众议员及省议员。参议员则由省议会主要在省议员中选出。不难看出，选举法有很大局限性，如占人口一半的妇女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财产限制则把许多贫苦民众拒于政治生活的大门之外。然而，占人口近10％的登记选民被视为享有政治权利，参加选举，这毕竟是破天荒第一次，多少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民主精神。
选举法公布后，各政党即掀起了竞选浪潮。宋教仁对国民党人士说：“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这期间，国民党的一切工作均围绕竞选来进行，规定发展党员以有选举权为标准，多得一个党员就多得一张选票，甚至多获一个议席，政治上更有力量。组织上，除本部设选举科外，要求分部亦设机构，在复选区投票地开展竞选活动。宋教仁为此南下各省布置竞选工作。共和党向党员发出《选举须知》等材料，说选举之成败不仅是全党的问题，而且是全国的命运问题，要求党员“争做议员”，选举时不弃权、不投别党的票和不投空票。统一党为竞选而耗巨资突击发展党员，说“无论用何项手段”，都以不让国民党获胜为原则；要河南都督为选举“照拨”经费，“或万或千”都不能少。民主党虽成立较晚，也全力竞争，说竞选中“若举国欢迎，则出面组织内阁，出而为各省省长”。虽然，在竞选活动中真正通过竞选演说等活动宣示本党政纲，以博得选民支持，除宋教仁等外，寥若晨星，但终究进行了选举。1913年2月，大选结果揭晓，国民党可谓大获全胜，其领导人兴奋不已。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人举行的茶话会上发表演说时说：“本党将来担任政治事业，第一应研究者，即为政党内阁问题。……本党将来担任政治事业，实行本党之党纲，其他之在野党，则处于监督之地位”； 宋教仁更是踌躇满志地展开种种活动，“以期造成议院政治”， 甚至秘密酝酿，选举黎元洪取代袁世凯为总统。
第一次国会竞选主要政党得票简表
总席位 国民党 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
得票 ％ 共和 民主 统一 总数 ％
众议院 596 269 45.2 120 16 18 154 25.8
参议院 274 123 44.8 55 8 6 69 25.2
合计 870 392 45 175 24 24 223 25.5
袁世凯把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看成是对其权力的严重挑战和极大威胁，他深有感触地说：“以暴动手段夺取政权尚易应付，以合法手段取代政权，置总统于无权无勇之地，却厉害得多了”。 根据国会选举的结果，国民党组阁已成定局，但袁世凯不甘做无权无勇的总统，决心破坏内阁制原则以阻止国民党组阁，乃一面派人刺杀宋教仁，使国民党丧失头脑；一面加紧收买国民党员，使国民党分散分化；同时加紧推动政党合并，使其能用以与国民党抗衡。在正式当上大总统后，袁世凯于1913年底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并下令解散国民党。１９１４年初，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国会。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至此彻底失败。
（二）民初竞争性政治的历史进步性
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兴起，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近代中国特定条件下政治发展变迁过程的某种产物，各政党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民国初年民主共和的政治发展趋向，阻滞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进程，并最终加速了其失败。
民国初年，政党勃然兴起。据台湾学者张玉洁初步统计，民初出现的政党与政党性组织共为312个。其中较大的党有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和进步党等。它们围绕着执政权这一核心展开了激烈的政治竞争，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政党政治活动的第一个高潮。除少数御用党和投机性政党集团外，各政党活动大致如下 ：
首先，利用舆论以进行政治动员。
民初政党非常重视舆论宣传，较大的党派都各自有自己的报刊等言论机关。如自由党的《民权报》，中国社会党的《社会日报》，中华民国工党的《觉民报》、中国共和研究会的《共和报》，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的《女子共和日报》等等。国民党、进步党等大党，则各自拥有数十家报刊，遍布许多省市，并创办了自己的通讯社。利用上述舆论阵地，各政党积极进行政治动员，主张“发挥民主立宪之精神，巩固共和建国之基础”，“监督政府、指导国民”，乃至鼓吹“实行共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尽管声音颇为纷杂，相互的攻击有时也相当激烈，但在宣传共和与民主制度方面，大家往往是较为一致的，同时，各政党还举办各种演讲会、报告会，邀约各自领袖及重要成员发抒政见，使得民初政治性的演讲、报告会一度蔚然成风。所有这些，对于民初各阶层民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和社会民主氛围的形成，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次，发展组织以扩大政治参与。
在20世纪初政治世俗化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各党利用民初较为有利的政治环境，积极谋求组织发展以壮大自己的队伍。同盟会转入公开活动后，立即在各地扩展分支组织，会员人数很快高达50多万人。1912年，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合组为国民党后，党势也进一步扩大。鼎盛之际，国民党系统的交通部、支部、分部以及事务所等下属地方组织达数百个，遍及各个省、各商埠及海外华侨密集之地。其他党派亦不甘示弱。如共和党，据初步统计，下属支部34个，分部293个；党员人数号称50万，其中仅上海事务所下属党员即达6万余人。除政党系统之外，民初许多政党还设有协进会、研究会、联谊会等专业性、交际性的外围组织，以此作为各自活动的支持性结构，进一步壮大了自己党的声势。通过政党的组织化渠道，大批党员及其所影响的社会成员更为积极地进入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尽管民初政党的有关活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但它对于当时社会政治参与行为，尤其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阶层成员政治参与行为的扩展，仍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再次，进行选举与议会活动以干预政府行为。
民初政党活动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赢得议会多数，进而控制或影响国家政权的运行。在争取议会席位方面，各政党经过宣传和组织上的努力，的确是获得了巨大成功。第一届国会之中，绝大多数席位落入了国民党、进步党之手。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国民党、进步党同样占有巨大优势。同议会选举方面的辉煌成就相比，民初政党对于政权运转和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和干预却是微不足道的。袁世凯始终不肯让出政权，在重大政治事务上也始终不就范于国会，结果国会由名义上的权力机构变成了实际上令不出院门的政治摆设。尽管如此，国民党仍然以国会为阵地，进行了反对和制约袁世凯专制统治的积极努力。甚至如进步党，在总统选举、宪法起草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也先后采取了反对袁世凯的立场。从实际政治效果看，除较为枝节性的行政问题外，国民党乃至进步党对袁世凯政府的干预和制约基本是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后者的完全胜利。因为国会是袁世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本来源之一，他对国会行为的一次次压制和打击，同时就意味着其合法性的一步步的削弱和丧失。乃至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肢解进步党以及解散国会，其统治的合法性丧失殆尽，他最后的末日也就快要来临了。
通过上述诸点，我们可以发现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某些积极作用。第一，它扩大了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规模，提高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各新兴阶层的政治主体意识，强化了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政治基础和政治文化氛围。第二，它在选举中的成功和在国会中的活动，一方面阻滞和延缓了袁世凯政治专制化的进程，一方面从反面逐步削弱了专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第三，由于许多政党在极其重大问题上尚能保持一定的原则立场，这就为它们在袁世凯公开帝制自为之际的联合奋起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基础。正是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对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的积极意义。
（三）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
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犹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就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民初缺乏实行竞争政治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马克思说过，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基础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民初，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中国资产阶级远未成熟到可以独立登上政治舞台，建立并掌握属于自己的政权的程度。中国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阶级的双重压迫下，力量极为弱小，更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支统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且，中国资产阶级多半是由封建官僚、地主和商人转化而来，在经济政治上与封建传统势力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民初缺乏实行竞争政治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政党政治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之一。国民具有一定的党派意识，并积极参与政党活动，是实行政党政治的必要条件。中国政党不仅出现的时间比西方要晚，而且与西方国家先有议会后有政党以及政党在议会活动中产生与发展的情况不同，是在没有议会，没有任何民主形式的条件下，秘密地，“非法地”建立起来的，没有严格的纪律，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几百人，几乎与普通民众无缘。活跃在各个政党之间的多是“社会名流”。他们受到邀请或拉拢便参加一个政党，因而民初出现了奇特的“跨党”现象。黎元洪参加的政党组织有9个，伍廷芳甚至挂名于11个政党，这些政党都以争取国会议席为目标，以组织内阁为理想，至于国民福利则只停留在口头和纲领文字上，根本没有认真对待。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并无兴趣，更无参与。1913年，列宁中肯地指出：国民党的弱点，“是它还不能充分地吸引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吸引真正广大的人民群众来积极支持中华民国这件事还做得很差”。 可见，严重脱离群众，是民初各个政党的通病。
第三，民初敌对的党派意识，违背了政治运作的常规。本来，革命党和立宪党同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只是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策略上有所分歧而已。从理论上说，它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应当求同存异，公平竞争、和平竞争，共同实现政党政治。而事实上，在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国会内，各党派的斗争往往不是凭借政见的优势，而是借助武力威胁。以湖北省为例，共和党为了选举覃寿?业笔∫榛嵋槌ぃ?幌??τ镁???侔阃?惨樵保?械纳踔聊贸鍪智瓜蛞樵鄙浠鳌?912年底，国民党特派员于德坤被贵州军务司长刘显世派人暗杀，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要求严惩凶手，北京政府却不了了之。孙中山气愤地说：“似此野蛮举动，为全世界对于异党人之所无。” 从欧美资产阶级政治来看，竞争总是尾随政党之后，如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主张一种政策，最终取长补短，互相调剂，使国家获利。民国初年的各个政党尔虞我诈，甚至用暴力手段排除异己，防止它内部的发达，阻碍它外部的扩大，不自觉地充当了政党政治的绊脚石。血的教训是，如果没有平等竞争的政治环境，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健康地存在和发展。
二、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形成与破灭
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彻底失败后，孙中山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中国民众素质低下，能力不足，尚不能立即实行竞争式民主政治，只有待国家统一，民众素质提高以后，才可以渐次实行。基于此认识，孙中山将中国政治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军政时期”是本党“以积极武力，根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是本党“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宪政时期”是本党“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其中“军政时期”和“训政时期”为“革命时期”，“在此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负责。” 孙中山认为，“破坏之后便须建设，而民国有如婴孩，其在初期，惟有使党人立于保姆之地，指导提携之，否则颠堕如往者之失败矣”。 为此，革命政党必须实行党魁集权，实行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一党统治。面对帝制复辟、军阀混战和列强蚕食，不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不通过这样的政党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任何革命都将流于形式，也无法达致中华民国之真正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孙中山提出的“以党治国”思想，“适应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孙中山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一党专政国家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但是，孙中山的思想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主要是大党沙文主义，将民众视为“阿斗”等。蒋介石正是利用这些缺陷，在中国错误地推行一党统治长达22年。
1928年，蒋介石在桂系、冯系、阎系等军事势力的支持下攻下平津，国民党舆论机关就宣称军政结束和开始训政，在胡汉民关于“训政”的政制设计中基本上体现了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在1928年9月，胡汉民向国民党中央提交的《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中明确规定了国民党驾驭国民政府的基本原则和实施纲领，并且对“以党治国”和“一党专政”的界限作了清楚的说明。他说：“夫以党建国者，本党为民众夺取政权，创立民国一切规模之谓也。以党治国者，本党以此规模策训政之效能，使人民之身能确实用政权之谓也。于建国治国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其精神与目的完全归宿于三民主义之具体的实现。不明斯义者，往往以本党训政主义，比附于一党专政与阶级专政之论，此大谬也。”因为一党专政是以政权专于一党为归宿，因而是专制的；而以党治国是以政权付诸国民为归宿，因而为民主的。蒋介石却公开表示要实行一党专政，并且把以党治国同法西斯主义揉在一起。蒋介石于1928年说，中国为了“谋生存”，除了实行蒋记“三民主义”外，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主义，“再不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只能由国民党治国，“不能允许再有第二个党来攻击国民党”， 1931年5月，蒋介石又对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三种意识形态进行了区分，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产业落后的情况及中国的传统道德，而英美的自由主义会造成“高唱自由”，“各据议席”、“辟疑满腹”、“见难宽胸”的恶果；只有法西斯主义能确立最有效的统治权。在这些“理论”指引下，蒋介石于1931年5月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再次规定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全代会闭幕时其职权由国民党中执委会行使；国府主席、委员均由国民党中执委会选任；国民党中央有《约法》之解释权，这样，《约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将国民党一党统治固定了下来。在这一格局下，中国共产党被取缔，而转入地下；中左的第三党、生产人民党和革命民主同盟也遭到迫害而不能公开活动，中右的青年党、乡村建设派和国家社会党等等，也不能公开参政。由此可见，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实际上是一党独裁统治。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中间党派取得了合法地位。1938年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也允许民众有若干民主权利。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民主党派部分人士被吸收参加国民参政会，个别人还在国府下属某些机构任职，国民党的这些做法与昔日相比，确有不同之处，但一党专制的格局并没多大的变化。国民党重申“党制”，实施“以党统政”的原则，继续把政权机构置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之下。国民参政会不仅毫无实权，而且参政员均由国民党选任，在第一届参政会200名参政员中，中共及中间党派只占10％，而且被视为“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的代表，而不能堂堂正正地以政党成员身份与会，足见国民党根本不承认党派的平等地位，其目的就是确保其独裁的一统天下。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后，国民党设立“防共委员会”机构，专司“溶共、防共、限共、反共”之职，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异党活动办法》，进而制造反共摩擦，掀起阵阵反共高潮，拒绝中共及其他党派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顽固地坚持一党专制。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压力，于1947年进行了所谓的政府“改组”，吸收了青年党和民社党少数政客入阁，组成所谓的“多党政府”。1948年又包办召开“行宪国大”。在总统选举中，蒋介石通过“竞争”，击败了另一总统候选人，当上总统，组成了新政府，宣布中国从此进入“宪政时期”。然而，一专党制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因为：第一，这个“多党”中，既不包括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的真正代表中国共产党，也不包括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民主党派，背离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人民大众的“国民大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权”机关。第二，《中华民国宪法》并非民主宪章。尽管写进去了“民主、自由、平等”之类的辞藻，但一党专制、个人独裁的本质，同《训政约法》并无区别。第三，从实施“宪政”的实际情况来看，国民党口口声声要依宪建立“多党政府”，完成由训政到宪政的过渡，但又说，“今日党派虽多，含本党而外，实更无任何一党担负得起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责任”，“中国盛衰兴亡的关键实操于本党之手”。 显然，国家最高职权及人事任免之最后决定权仍然操在国民党蒋介石手中。
总之，国民党在中国推行20余年的“训政”和“宪政”本来是为了标榜他们是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以奠定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然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真谛相去甚远，没有也不可能给黎民百姓带来民主、自由和安乐，因而其统治一直缺乏稳固的合法性基础。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并非来自社会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并且，由于国民党长期执政所带来的内部的腐败更加剧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因而其垮台也就成为必然了。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竞争的思想与实践
与国民党在打着“宪政”的幌子下顽固地坚持一党独裁相比，中国共产党则显得开明和民主。这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一党统治，在占优势地位的情况下仍坚持与各民主党派之间进行平等竞争。中国共产党深知，共产党能否代表人民并不是由自己说了算，而是由人民说了算。因而，应该尊重而不是像国民党那样随意限制和剥夺人民的选择权利。共产党能否在政治竞争中取胜，并不是依赖于武力和人员的数量，而是在于政见，周恩来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 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竞争的思想和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政治斗争是好现象”
尽管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明确提出“政治竞争”这一术语，但党在有关文献中提出的“党争”特别是邓小平所提出的“民主政治斗争”，完全包含了“政治竞争”的意思。1941年，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分析了共产党与其他党派之间存在竞争的原因即在于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并明确指出：“我们不但不惧怕这种民主政治斗争，而且要发展这样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因为它对于我们是有利无害的”。“只要是真正地发展民主，民主政治斗争也必将大大地开展起来。民主政治斗争之开展，正是好现象，因为它可以真正表露各阶级的意见和要求，也可以暴露某些党派的实质，使群众认清其面貌。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民主政治斗争的，因为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那种不相信党的主张正确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那种投机分子，官僚腐化分子、贪污分子，才惧怕民主政治斗争，惧怕把党的面貌放在群众面前”。 共产党的优势主要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即是说，主要是从依靠于共产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共产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共产党取得真正的优势。
（二）“三三制”
基于上述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时期，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在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机构中，共产党人、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1/3。各政党之间实行公平竞争。1941年，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就是作为共产党在选举活动中竞选参议员的施政纲领。1944年2月，陕甘宁边区规定“各抗日政党、抗日群众团体，可各提出候选人名单及竞选纲领进行选举运动”。“竞选运动在不妨碍选举秩序下，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行积极探索的结果。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充分肯定了“三三制”的意义，一致认为它具有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是将来的新中国应该采取的民主形式。
(三)建立 “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面临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这一重大政治问题。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在答复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的提问中，明确表达了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建国主张。他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重庆谈判的指导思想。在重庆谈判中，民盟主张以英美为“榜样”，建立“中国型的民主”，即实行议会制、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各政党通过竞争上台执政。这一方案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谋而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支持。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由共产党、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协商与讨论，以民盟主张为基础，确定了未来中国自由民主的基本构架，其主要内容是：（1）立法院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2）行政院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当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两次提请解散立法院；（3）总统经行政院同意，可依法颁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4）监察院是最高国家监察机关，其职权是行使同意弹劾及监督权；（5）省是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可制定省宪，但不能与国宪抵触等等。在政协会议期间及会后的各种集会上的讲话或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中共领导人都充分肯定了政协会议的成果，表示将尽力促其彻底实现。政协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为实施政协协议，迎接和平的政治竞争的到来而作了必要的安排，准备派人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初步拟定了担任国府委员8人、行政院副院长1人、部长2人的名单。毛泽东多次表示，中共中央总部将从延安迁到清江浦（淮阴）或淮安，离国府所在地南京较近，便于随时参加国府会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在中国建立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决议的态度是坚决的，决心是坚定的，是真心实意的。显然，政协决议如果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的话，那么，当今的中国一定是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通过政治竞争轮流执政，任何政党，无论是国民党或者是共产党，都只能是政治权力的合法角逐者，谁也别想永久独霸政权。
（四）允许“唱社会主义的对台戏”
1956年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第一次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中国共产党对建国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得失作了深刻的检讨，并积极地探索中国政治良性发展的路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提出了唱社会主义对台戏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在中国，不可能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实际上都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周恩来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 然而，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竞争的探索中断了。民主党派不仅不能作为“反对派”与共产党唱“对台戏”，反而被视为反动党团被强制解散，其成员大量被清洗出国家机关，并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