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进化是生物进化的又一次偶合吗？
邓宝杰
（北京农学院 政法系203813班 北京102206）
摘要：本文从生物进化入手，先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洞见到法治进化很可能是生物进化的一种偶合。而后，又论述了生物进化论影响下的两个不同法学观点对法治的不同认识。最后，分别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法治内涵应有的相应理论。
关键词：生物进化；法治进化
The rule of law theory of development has an accident with the organism theory of evolution?
DENG Bao-jie
（Beijing Agricultural college 203813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 This essay began with organism theory of evolution .It first introduced a special vision that maybe the rule of law theory of development has an accident with the organism theory of evolution. Then it discussed that two different notions of law how to view the rule of law with the affection of organism theory of evolution. At last, it discussed the relative theory about content of rule of law from three facet.
key words: The organism theory of evolution ,The rule of law theory of development
在学习生物进化理论以及考察其起源发展历史进路的过程中，笔者惊奇的发现生物进化与法治的进化发展似乎同出一辙，它们二者虽然分属不同的领域却在某种层面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便使得笔者产生了一些相关的断想，而普里高津教授耗散结构以及自组织理论的提出又好像是赋予了我们一种去这样断想的可能性。另外，当我们从法治内涵本身的建构出发来反思的时候，也足以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种思考的必要性。这便不难使我们得出法治的进化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本质上也同生物进化一样，具有耗散结构的特征。那么，法治发展在我们看来似乎也就不再是那样的玄妙，而变通为可以有一定之规的想象和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的预计。
1.一种不无意义的断想；
如果让我们仔细考察比较一下生物进化的起源和发展与法治的发源和进路，我们就不难看到这其中的某种相似性和同构性。按照普里高津教授自组织及其耗散结构的理论，法治现象和生物进化一样的属于一种处于不平衡态的复杂的开放系统，它一样的同外界进行着不断的物质更新和能量交换。生物进化属于耗散结构，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法治发展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我们便可以有一种不无意义的断想：法治的发展乃是一种另类意义上的进化——法治进化。
让我们继续随着思想的鸿沟去考察一下我们以上断想的合理成分。我们知道，我们周围的宏观世界并不是全然的无序和不可预测的，相反它的表现更常常给我们一种现象的一致性和模式性。如日月运行这种一般不可改变的自然现象，四季变化、昼夜交替这些自然现象在一定的范围内，也是有秩序的。再如水冷却到一定的温度后就会变为固体的形态，加热以后又会变为水蒸气。这都说明自然现象是合乎其一定的自然法则的，但又有可能受到种种例外的或者有序运动中断的影响。而社会和自然乃是人类科学的两个方面，也是宇宙被人为区分的两个部分。既然自然已经得以证明是这样的，那么说社会是这样的肯定也有一定的道理。法律是社会的东西，可以这么说，法律有一部分是同化于宇宙大全的，也同时属于全人类的，它们不可改变。还有一些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却又会表现得有秩序起来。同时，法律的统治它也并不排除像自然界那样的扰乱正常秩序的灾变性事件的发生。比如，国家间战争的爆发等。
2.生物进化论对法学的影响；
2.1斯宾塞的法律进化理论.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是英国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强烈影响下，他创立了一种有关法律、正义和社会的进化理论。斯宾塞认为，文明和法律乃是生物和有机体进化的结果，而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则是这一进化过程的主要决定因素。他认为，进化表现在分化、个体化和日益增多的劳动分工中。根据他的学说，文明是社会生活从简单的形式到较为复杂的形式、从原来的同质（homogeneity）到最终的异质（heterogeneity）这样一种渐进的过程。他把这种文明的形态划分为两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原始的或者军事的社会形态，其特点是以战争、强制和身份作为规范社会的手段。第二个阶段，是较高的或者工业的社会形态，其特点是以和平、自由和契约作为支配因素。
斯宾塞认为，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的标志是，增加对政府的职能的限制，以增进个人自由。政府的活动领域被限制在执行契约和对当事人双方提供保护的范围内。斯宾塞反对各种形式的社会立法和集体管制，并且认为他们是对自然选择法则的不正当干涉，而在文明的高级阶段，自然选择之法应具有无上的权威。他甚至憎恶国家的任何的社会活动，反对公共教育、公共通讯、公共医院、国家货币、以及由政府管理执行的邮政制度和扶贫法。
斯宾塞的正义概念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并由两种要素构成的。他论辩说，正义的利己要素要求每个人从其本性和能力中获得最大的利益；正义的利他要素则要求人们意识到，具有相同要求的他人必然会对行使自由设定限制。而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就产生了“平等自由”的法则。斯宾塞将该法则表达如下：“每个人都有为所欲为的自由，只要他不侵犯任何他人所享有的平等的自由”。换言之，正义在他看来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只受任何他人所享有的相同自由的限制。这一“平等自由”的法则，清楚地表达了一种与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时期相适应的正义观念。这种观念的必然结果，就是对斯宾塞称之为“权利”的特定自由加以限制和规定。其中包括人身不受侵害的权利、运用光和空气的权利、财产权和契约交易自由权、信仰和崇拜自由的权利、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等。需要指出的是，斯宾塞所信奉的强势个人主义使得他认为只有国家才能保证和行使的社会权利并不具有“权利”的性质。他甚至不愿意承认每个公民所享有的自由选举的政治权利为“权利”。在他看来，工业社会最好的宪政乃是一种代表群体利益而非代表个人的制度。一言以蔽之，由于他对自由放任主义的信奉，使得他对多数的统治所具有的政治后果深感担忧。
2.2马克思主义的法律理论.
众所周知，生物进化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细胞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科学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法律理论更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法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法律之根本原理。
法律等上层建筑是经济状况的反映的观点，乃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根据这种理论，任何特定时代的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制度都是由当时存在的生产制度决定的，并且构成了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法律被当然的认为是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因此，法律的形式、内容和概念工具都是经济发展的反映。
根据这种观点，似乎给人一种错觉，认为法律只是经济的一种功能，而其本身则难以独立的存在。然而，恩格斯却在他晚年的一些书信中对这种观点做出了相应的修改和解释。他说，经济因素并非社会发展的全部的和唯一的因素。上层建筑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法律的规范和制度都会对经济基础产生相应的反作用，并且在一定的限度内还可以更改经济基础。但是，在对社会发展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互动过程中，经济需要却始终是决定性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言：“经济关系归根到底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它们构成了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仅依据其自身便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同马克思的法律进化理论具有广泛联系的第二个重要原则乃是将法律视为一种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形成这种法律观的基础和出发点大概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的那一段经典的评语，它也因此而常常被法学家们所征引。马克思对当时的资产阶级说，“你们的法学不过是被纳入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之中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基本性质和方向则是由你们这个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生活状况决定的。”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上面那段文字只不过表明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是阶级意志的体现而已，而不是什么对法律的性质所做的一般性评价。就其本身而言，这段文字似乎也并不包括那样的一种指控，即统治阶级的意志始终是以一种损害非统治阶级利益的方法来加以行使的。恩格斯也曾经明确的驳斥了这样的说法，他指出：“很少有一部法典是率直地、十足地、纯粹地表示其法乃是一个阶级的统治的。”
实际上，阶级统治的法律观并非源于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观点，而是后来苏联学者对马克思理论所做的教条式的增改而已。这一点在学者P.I.斯图其卡的论著中最为明显的得以表露出来。这种观点发展到后来，当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已经成为全民国家（the state of all people）的时候，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下子失去了其原来的重大意义。套用当时苏联两位专家的话说，“在我国，随着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放弃，苏联法律就不再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劳动群众的意志体现，而是全体人民的统一的意志的体现。”颇为好笑的是，看似这么合理的一个观点竟然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很难找到支持，而必须到被社会主义者广泛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家的让.雅克.卢梭的学说中去寻找其理论根源。这一悖论便是使苏联形成“修正主义”错误的形式。
3.法治进化概述；
当我们作了前面的充分的思考和历史的考察以后，便似乎更有必要来明确一下法治进化的相关内容是什么了。我们在法治进路上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整日高呼要努力建设法治国家，而实不知其所称为何物了！
3.1法治概念本体的进化；
法治（rule of law）常联系于国家，无国家则无法治。法治国的概念根据通说乃起源于康德的一句名言，“国家是许多人以法律为依据的联合”。法治国，就其本意而言并不等于法制（rule by law）国，那显然是二战以前形成的错误观点。后者最多可以解释为有法律可依的、依法而治的国家，而前者的内涵则要宽泛的多。在现代，法治国家更是早已经被注入了新的含义。
在笔者看来，运用生物进化的视角，法治进化的状态或者法治化的状态，是法治在国家领域内和国家意义上的现实化。法治进化也必然同生物进化一样的包含着一种阶段式发展完善的递进结构，即法治进化的阶段或层次。
我们知道，人类早期的社会里是不存在法律的，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也没有国家，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我们所谓的法治。那似乎是一个距离今天我们都很远的无法而治的社会，他们主要是依靠习惯来调整行为和人际关系的。但是那种无法而治的社会形态却并不值得我们向往，因为我们明白那毕竟是一种野蛮的原始社会形态。在那样的社会形态下，一旦原有的习惯不能够调整人际关系的时候，便又会运用野蛮的或者同态复仇的手段来加以弥补。这往往使得那些先天身体机能比较好的原始人类在社会竞争中占尽上风。
直到国家的出现，才使得法治的建设成为了一种可能。像生物进化理论一样，法治理论的提出，也并不是开始就被看好的，当时人们更多的是相信一种与之相对立的人治的理论法治与人治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笔者不同意有学者所说的‘法治归结到底也无外是一种人治’的观点。“人治”中的人，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众，而是那些拥有国家权力的人。而人治，更多的层面上就是在强调“权治”。也就是说，谁拥有国家权力谁就可以主宰那些没有权力的民众。这在本质上是与法治国家的理论冲突的。在法治国家里，任何人都必须服从于法律，只有也只能有法律才是最至高无上的权威。人治国家中有专制和非专制两种形式。法治不仅与专制的人治国家相对立，它也与非专制的人治国家是相对立的。
柏拉图认为，治理国家的最优形式应该是哲学家治国，或者是把国王训练成哲学家来治国。但他后来也自己否定了自己：“看来那两种最优的情形几乎都不可能实现的。那样的话，其次最好的形式就应该是依法而治了。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他更加明确的提出了一脉相承的观点，即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良法+依良法而治”的经典公式。人们在之后的日子里开始重视健全法制，从而有了今天意义上的法制国家。
但法制国家并不是法律进化史上的高级阶段。我们追求的乃是建设法治国家和更高层次上的法治社会。它们是法治发展的相互连接的两个阶段，它们都是法治进化高级阶段的构成部分。二者相比，法治社会是最高的阶段，它已经几乎脱离了超个人强制力的干预。法治社会的形成，将是一种新型的法治，即它已经从法律的他律属性转向自律，用马克思的话预言，就是那样的社会“法律的目的已经由对人的统治转向了对物的管理。”
至于“法治社会”的发展进化阶段之后，人类是否会进入到回归无法而治的终极境界呢？在此，笔者不打算给以回答，也根本无法给出确定的回答。我们只能说，按照我们以上断想的合理顺延，也许的确存在那样的一种可能，也许还就是那样的一种无法而治的境界。但这问题于今天的我们，只能归结到哲学的范畴里的玄妙之境，因为无论怎样的假设那些东西都是我们今天所不可考证的。
3.2法治运作的自组织系统；
法治的运作，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复杂的开放的自组织系统。它在法治国家的建设阶段主要是靠健全法制（主要指立法上）、依法行政（主要指行政上）、司法独立（主要指司法上）这“三架马车”来具体实行的。它们是法治运作的内在组织构成，对法治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外，作为现阶段我国法治的发展规划，还必须适当考虑进相关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理性意识文化等主要的法治发展的外在影响因素。由于自组织开放系统复杂性，使得这些外在的社会因素也能影响到法治的进化和发展。
法治进化要求健全法制。完备的法制是法治国家得以建立的必要条件之一。法制是指一国以法律制度为基础的，包括法律组织及其运行机制在内的法的整体。完备健全的法制，就首先表现在法律制度的类别齐全、规范系统无一遗漏。凡法律之所应调整，均已有恰当法律制度得以调整。而且各个法律制度之间相互衔接，有机协调；法律制度在执行、遵守、监督中的任何问题，均可以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得以解决。法制完备健全，还要求有相应的法律机构存在，立法机构、执法机构、司法机构、法律监督机构等应有尽有。法制的健全与完备，还要求法律机构与法律制度之间，法律机构内部之间存在一种共振协同机制和反馈调节机制，能够协同的运作和做出客观有效的反映，并且能够进行有效的自我修正与调节。中国是成文法国家，这要求我们必须更加的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和法制的完善健全。
法治进化要求依法行政。行政，是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的主要方式，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根本途径。依法行政，就要求运用法律来制约行政权力。行政的工作内容最为丰富，与社会和民众的联系也最为普遍，具有连续性、主动性、及时性与灵活性等特点。即使在行政权最弱的国家，相对于本国的立法、司法等国家权力，还是十分重大的。因而，法治先要治权，而治权则先要从行政权下手。强调依法行政，就是对行政权力的法律制约。依法行政，一方面是要保证行政权力的正当行使不受阻挠，另一方面就是要坚决防止非法行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社会主义国家为民行政的根本要求。依法行政，并不是要降低国家行政管理的职能，而相反更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官员具有必要的行政能力和法律素质。
法治进化要求司法独立。本来法治国家追求的应该是司法的公正，但在我国，司法的难以独立却成了司法公正的最大障碍。法院是听命于地方党政领导的，法官是听命于院长的，这种司法的行政化和法官的官僚化就是最根本的错误，然而，我们现在早已经都习以为常于这样的布局和设置了。党政联席会议上，法院院长俨然是书记、市长眼里的一个下属局级单位而已。而政法委书记这一职务的设立就更加的另人难以想象，政法委书记可以管理本辖区的公、检、法三家。可是这三家单位根本就不应该是同一性质的国家机关，他们之间也不是什么亲密的“兄弟关系”，法律赋予他们更多的应该是互相监督的职能更胜于协作！另外，地方法院的财政和人事关系也牢牢的握在行政机关的手里。试问这样的机制，法院及其法官怎么独立审判？出那么多冤假错案还有什么新鲜？
3.3法治发展中的灾变性事件.
深刻反思我国走过的以及现有的法治进路，问题颇多。影响最大的两个问题，笔者以为，一个是以党代政的问题，另一个就是行政权独大的问题。这样的两个问题，虽然有一定的尖锐性，但却是两个对中国法治进路影响最大的绊脚石。我们如果不能及时的加以制止，并做出合理有效的改进，它们就很可能会给中国法治的进化带来灾变性的事件！
以党代政的一言堂，是人治的糟粕，为法治所不容。长期以来，党政一把手的制度使我们都似乎已经习惯于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了。但党领导一切，决不等于党可以决定一切。即使我们知道共产党是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由于其自身毕竟只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因而其视角也势必带有一定的有限性。相信并且拥护党的领导，这没有意见，但是如果认为党可以凭借为着人民谋利益的目标去大肆的包揽决定一切公共事物就大错而特错了，那种一言堂绝对是人治的糟粕，也必然为法治所不容！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就更有必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不断的提醒自己。决不能把党和人民的信任当作换取自己扶上贪污腐败温床的踏脚石。
行政权利的极度膨胀，无疑乃是对法治建设的破坏。法治必然要求限制权力，而限制权力最有效的制度设计就是分权而治。对行政权力来说，就更是如此。我国有几千年的行政独裁的制度惯性，因此限制权力似乎也更为困难一些。笔者以为，限制权力的关键还是应从制度的建立完善及公务员素质的普遍提高为着手点更为妥当。只有公务员真的当自己是人民的仆人和国家机器的管理者的时候，他们才能懂得权力的属性。当然，这又有赖于理性意识的普遍建立和法律教育的不断深化和普及。因此可见，那也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我们运用系统的、综合的方法来加以解决。
海南省未成年人保护若干规定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1号
《海南省未成年人保护若干规定》已由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2008年11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8年12月1日
海南省未成年人保护若干规定
（2008年11月28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与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第三条 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都有责任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年度计划，相关经费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
第五条 省实行未成年人保护协调联席会议制度，负责指导、监督和协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联席会议由省人民政府召集，成员单位由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他有关机关、社会团体组成。联席会议应当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设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各市、县、自治县参照前款规定，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
第六条 各级共青团组织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承担同级人民政府委托和上级共青团组织交办的任务，开展下列工作：
（一）宣传、贯彻国家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未成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理想、道德、纪律和法制教育；
（二）向有关机关或者单位反映、调查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情况或者提出建议，接受未成年人或者其监护人以及其他公民的投诉、控告，协助有关部门进行调查、调解或者移送有关部门查处，支持、帮助合法权益受侵害的未成年人或者其监护人提起诉讼；
（三）协助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视听读物和文化娱乐场所进行监督、检查；
（四）承担政府委托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基金，资助失去家庭抚养的未成年人完成义务教育以及有严重疾病、残疾的未成年人必要的医疗费用。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捐助支持未成年人保护事业。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一）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教育、改造、挽救违法犯罪未成年人，事迹突出的；
（三）为未成年人创作优秀作品的；
（四）为未成年人提供、兴建和捐赠活动场所、设施或者其他财物，贡献较大的；
（五）援救处于危险境地的未成年人，表现突出的；
（六）安置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及专门学校结业的未成年人就业，成绩显著的。
第九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言行和科学的方法教育、影响未成年人，指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鼓励、支持参加与其年龄相适应的家务劳动、社会公益劳动以及各类积极健康的文体活动、社会活动；
（二）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证其所必需的物质、文化生活和医疗保健条件，对有心理、生理障碍的未成年人，应当及时进行诊断治疗；
（三）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饮酒、逃学、夜不归宿、擅自离家出走、沉迷网络、进入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损坏公物和公共设施、打架斗殴、赌博、吸毒、卖淫、嫖娼、携带危险物品等行为；
（四）教育未成年人不阅读、不收听、不观看、不搜集宣扬危害国家安全和破坏民族团结以及具有淫秽、色情、暴力、邪教、迷信等内容的影视节目、音像制品、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和网络信息等视听读物；
（五）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向未成年人传授安全知识和自我保护、求助常识。带领未成年人旅游或到其他游乐场所游玩时，应防止意外伤害事件发生；
（六）不得将未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留在无人看护的陌生场所，或者委托给无看管能力者看管；
（七）不得让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入住酒店、宾馆或者单独居住；
（八）不得歧视、虐待和遗弃女性未成年人、残疾的未成年人和离婚家庭、再婚家庭、单亲家庭中的未成年人；
（九）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者同居，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
第十条 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
未成年人居住地的妇女联合会、共青团组织、村（居）民委员会、社区和未成年人就读学校应当关注其思想、学习、生活等情况，及时提供帮助指导。
第十一条 学校和教师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不得拒绝接收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入学，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开除未成年学生。
学校处分未成年学生，应当听取未成年学生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申辩，并对申辩的内容予以答复。
第十二条 学校应当合理安排课程，不得增加未成年学生的学习负担，不得削减、挤占体育文艺课时，不得将用于未成年学生的文艺体育和课外活动的设施、场地移作他用。
第十三条 学校应当聘任专职或兼职心理辅导员、法制辅导员，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辅导、青春期教育和法制教育。
第十四条 学校应当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定期开展生命安全教育演练，使学生掌握室内自救、野外自救、水上自救和台风、雷电、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自救的技能，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和安全防范能力。
第十五条 学校、教师不得对学生有下列行为：
（一）违反国家和本省规定，向学生收取择校费、赞助费、补课费及其它费用；
（二）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三）以罚款方式惩处违反学校规定的学生；
（四）索取或者变相索取财物；
（五）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
（六）组织学生参与商业性活动；
（七）其他不利于未成年学生身心健康、损害未成年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十六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为未成年学生的身体健康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条件，建立健全卫生保健制度，每学年组织未成年学生进行体格检查。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提供的食品、饮用水以及餐具、玩具、文体用具等物品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的卫生、安全标准。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定期对食堂、宿舍、厕所、浴室、教室、图书馆等公共场所进行卫生防疫检查和消毒。
第十七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建立严格的食堂管理制度。对食品的采购、加工、储存、运输和销售等环节实行严格控制和管理。
食堂的从业人员应当持证上岗，并定期体检。
第十八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校舍和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应当符合建设标准和防风防震标准。对校舍、教学设施、体育场所应定期进行检查维修，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第十九条 学校应当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维护正常秩序，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校园及周边发生下列行为时，学校和教师应当制止，或者向公安等相关部门报告：
（一）破坏学校的场地、房屋和其他教学设施；
（二）寻衅滋事或者进行其他违法活动，扰乱教学秩序；
（三）恃强凌弱，胁迫、恐吓学生，威胁学生人身安全；
（四）诈骗、勒索、盗窃、抢夺和抢劫学生财物；
（五）噪声排放超出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二十条 学校应当合理安排学生校内外活动，配备必要的救护药品、器具和救护人员，防止发生拥挤踩踏等伤害事故，确保交通安全、活动安全、食品卫生安全。
第二十一条 学校、幼儿园应当加强对接送学生的校车进行安全检查和管理，禁止使用不符合安全客运条件的车辆。
校车司机应当具有5年以上驾驶客运车辆的经验。学校不得雇用有酒后驾车违法记录或者承担过交通事故责任的人员担任校车司机。
接送学生的校车应当设置显著标识，严禁超载、超速行驶。
学校应当制作学生乘车登记表，记载学生上下车的地点和时间。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省行政区域人口发展状况，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统筹全省特殊教育学校的设置，将残疾适龄未成年人义务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障残疾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对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所需的公用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加大教育资源投入，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建设和改善未成年人活动场所与设施。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未成年人活动场所。
未成年人活动场所或者设施不得非法转让和侵占，不得改变其用途。确因市政建设规划调整，需要征用未成年人活动场所或者设施时，必须征得产权人同意，并在征用前，先行规划和择地新建不小于原有规模的未成年人活动场所或者设施。
第二十四条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个人为未成年人提供、兴建或者捐赠图书、学习用具、活动场所或者设备、设施。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社会力量兴建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应当在项目用地、信贷、规划报建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
第二十五条 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经营者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提供机动车辆给未成年人驾驶。
第二十七条 对有特殊天赋、创造发明或者有突出成绩的未成年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他们的发展成才创造条件。
第二十八条 在广告、包装以及营利性出版物上使用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肖像，应当经本人及其监护人同意；使用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的肖像，应当经其监护人同意。
第二十九条 新闻报道及其他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姓名、住址、照片和其他足以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材料。
第三十条 中小学校校园周边200米之内，不得开设营业性歌舞厅、网吧、电子游戏厅等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场所。
营业性歌舞厅、酒吧、网吧、电子游戏厅等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第三十一条 未经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同意留宿未成年人的，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学校，或者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三十二条 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应当设置提醒保护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明显标志，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第三十三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预审、起诉、审判工作中，应当采取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方式、方法，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采取拘留、逮捕、强制隔离戒毒等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或者处罚，可能导致未成年人失去监护的，应当通知未成年人居住地的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救助和妥善照顾。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把学校周边地区作为重点治安巡逻区域，及时制止、查处扰乱学校秩序和侵害学生人身、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三十六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学校、幼儿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合理施划人行横道线或黄色网状线，设置提示标志。对学校、幼儿园校车加强检查监督，及时查处安全隐患。
第三十七条 食品卫生、工商及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幼儿园的食堂管理，严格查处周边的无照、无证经营的餐饮店、副食店、流动商贩，确保食品卫生安全。
第三十八条 消防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幼儿园的消防安全检查，发现火灾隐患，应当责令学校落实整改措施。
第三十九条 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宣传工作，对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实行舆论监督。
第四十条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本人有权直接或者通过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所在学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向共青团、少年儿童工作组织投诉；也可以向侵权人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报告；还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放任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进行训诫。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其所在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非法转让和侵占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设施的，责令退还；改变其用途的，责令恢复原用途。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或者没有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标志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小学校校园周边200米之内开设营业性歌舞厅、网吧、电子游戏厅等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的，由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迁移；逾期未迁移的，予以关闭，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营业性歌舞厅、酒吧、网吧、电子游戏厅及其他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或者不设置明显的禁入标志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1994年11月23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同时废止
